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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三种——霍布斯、洛克与卢梭 政治哲学思想比较 　　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代表人物是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作为“开明专制政体”的倡导者，他认为人们签订社会契约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秩序与安全。面对政府对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不断侵犯，第二时段的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保护天赋人权。英国思想家洛克是其代表人物。社会契约理论发展到第三时段，作为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卢梭坚决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对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比较考察，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他们政治哲学思想的若干共通性与差异性。 　　 　　一 　　出生于战乱年代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是一位对生活“缺乏安全感”的人。霍布斯曾说，他的母亲实际上是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他自己以及恐惧。事实上，对战争和秩序失范的恐惧伴随了霍布斯的一生，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 　　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如斯人性导致每个人都一直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不过霍布斯指出，人们具有某种能够促使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更倾向于后者的激情。这种激情可以被归结为乐生惧死。于是，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条款，霍布斯称之为“自然法则”。但是，只要自然状态继续存在，那么上述法则就不能有效地得到实施。霍布斯主张，为了确保和平及实施自然法，人们必须缔结一项契约。一方面，每个人都同意把其全部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一个人或一个议会。另一方面，为增进所有人的和平、安全与便利，根据契约设定的主权权力者（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①）应当努力运用从公民那里集合起来的权力和力量。 　　霍布斯认为，为使主权者充分地履行职责，主权应当是至高无上和不受法 　　律约束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他对人性抱有悲观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只有绝对强大的权力才能在桀骜不逊的人群中维持和平与秩序。显然，霍布斯所设计的社会契约具有单向性的特点，即它在很大程度上只对订立契约而成为被统治者的人具有约束力。关于此，霍布斯作了下述解释：“人们在这一点上也许会提出反对说：臣民的景况太可怜了，他们只能听任具有无限权力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贪欲及其他不正常激情摆布。一般说来，在君主之下生活的人认为这是君主制的毛病，而在民主国家的政府或其他主权集体之下生活的人则认为这一切流弊都是由于他们那种国家形式产生的。其实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权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保障臣民，便全都是一样的。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也就是说，霍布斯的逻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方面是自由但充满危险，另一方面虽不自由但可以享受安全与和平。在天生没有安全感的霍布斯看来，后者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与霍布斯过分关注安全相反，在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对自由的追求表现的极为明显。 　　洛克假说道：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人们能够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决定自己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人身与财产。自然状态受自然法调整：一方面，人人都是平等与独立的。另一方面，人人都有权执行自然法，并可亲手处罚违反自然法的犯罪行为。不过，自然状态的缺陷是明显的。首先，人们所享受的自然权利没有稳定的保障，常常面临着受他人侵犯的危险。其次，在惩罚违反自然法的犯罪行为时，每个人在自己的案件中都是法官，容易超越理性规则。 　　为了终止伴随自然状态而存在的混乱与无序，人们缔结了一项契约。根据契约，人们彼此同意组成一个共同体并建立一个政治国家。与霍布斯把社会契约看成是公民完全服从专制君主的条约不同，洛克认为，人们在签订契约后仍然保留着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自然权利。洛克指出：自然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包括立法者与其他人）的永恒规则。让渡给政治国家的仅仅是实施自然法的权利。基于这一观点，洛克再次与霍布斯相左，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政府形式，并主张一种有限权力的政府。② 　　卢梭（Jean Jacque Rousseau,1712—1778）最关注的是人的自由。他认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放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最后，规定一方是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是无限的服从，这本身就是一项无效的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2]在卢梭看来，人类处于蒙昧的自然状态下可以享受为所欲为的自由，但文明的出现却使人们带上来永远的枷锁。国家、社会、财产、知识以及技术等使人们变成了人和物的奴隶。卢梭有一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