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中本真的英雄形象.docVIP

《红高粱》 在《红高粱》中，莫言塑造的这些生长在北方高粱地里的庄稼汉们，他们不是某种思想理念或道德模式的体现者，而是一批充满了野性与原始生命激情，豪放不羁、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人，是张扬着独立人格和生命欲望的英雄。 首先，人物摆脱了政治化的色彩。余占鳌和戴凤莲都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没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政治信仰，他们只是用属于自己的思维习惯去演绎一出出人生的壮歌。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土匪司令，他按照自己的人生信念神出鬼没于高粱地里，对待各种政治势力和地方势力的拉拢，他一概拒绝。国民党的那个狡猾龌龊的冷队长来收编他时，他怒气冲冲地骂道：“老子就是这地盘上的王”、“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鬼子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支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你杀了几个鬼子？鬼子毛也没揪下一根。”他不受制于国民党，也不受制于共产党。当他打过伏击战，共产党的胶高大队的队长来联合他时，他也拒绝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余某识不了二百大字，要说杀人放火，我是行家里手，说起什么国家，什么党派，还不如宰了我痛快。”他顽强的奋战也不并带有任何现实的政治背景。他拉着他那“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的队伍”去抗击日本人，并打死了日本鬼子的中岗尼高少将，因此由原来的土匪司令变成了名满天下的抗日英雄。但他并非是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而自觉的去抗击日本人的，他的抗日更多是看到了罗汉大爷惨死等悲剧后的一种报复。因为他不愿看到被欺负，被压制，所以他抗击日本人。 其次，小说中对英雄人物情欲的描写也超越了所谓的“伦理道德”。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是不近女色没有情欲就是有爱情追求，但是被政治意味的社会责任消解了。他们的情欲都是在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的轨道上运行的。而《红高粱》在塑造英雄人物的情感追求时则大胆的把情欲的自然释放看成了英雄人物应该有的方式。余占鳌作为一个为麻风病主人接新娘的轿夫，他本想戏弄一下新娘，然而轿内戴凤莲凄切的哭声使他萌发了缕缕情思。当“我奶奶”的脚露了出来后，余占鳌大胆的迈出了人生寻求的第一步：“他走过来，弯腰，轻轻地，轻轻地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住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地送回轿内。”这个举动更进一步的激发了他野蛮的冲动。最后，终于在那片火红的高粱地里与戴凤莲野合，正如作品所述：“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后来，他以野蛮却符合人性的方式杀死了单家父子，以与戴凤莲相好。 最后，《红高粱》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扔掉了“崇高化、完美化”的理念。作者不仅没有把人物完美化而且对人物的负面因素做出了肯定的表达，使人物显得更加的鲜活，富有人性味和真实性。小说中描述余占鳌的性格是明暗结合的。纵观其一生，爷爷在抗日之前是一个流亡无产者，他杀过人，三教九流什么都干过，甚至迷恋赌钱，“铜板的锈迹把手都染绿了”，他的身上渗透着流氓和无赖的特征。他在高粱地里抢奶奶，在奶奶掌管了酒坊后又大闹酒坊--把小便尿在了酒缸里。然而，作者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对主人公进行批判，相反，却做出了相对的肯定。在爷爷大闹酒坊后，结果却制出了更加纯朴浓郁具有倾国倾城之香的高粱酒，从此爷爷和奶奶之间相亲相爱。读者似乎能感觉到作者对这一结果投去的赞赏的眼光。后来，爷爷又干起了高粱地里多如牛毛的土匪职业。这里，作品并没有刻意将余占鳌美化，同样写了他杀人越货，为了聚敛财富发行货币，对百姓进行盘剥等等。但是作者也似乎也不急于对此进行批判，而是同时向我们展示了爷爷的另一种本性——仗义与豪爽。 由此可见，《红高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突破了革命历史小说传统的写作规范，扔掉了崇高、完美。作品对英雄人物生命力的张扬超越了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具有人性的英雄艺术形象。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红高粱.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2]宋剑华等.革命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论莫言《红高粱家族》的文学史意义.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旷新年.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