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doc

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曾国屏 李红林 [摘 要] 以国内外的实证调研结果为基本依据，结合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的考察和国际比较，提出了“生活科学”的概念，并探讨其主要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将实用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与文化传统底蕴有内在联系。如果说科学是日常经验及思维的精致化，那么从侧重于常识的“生活科学”走进更为学术的“学院科学”就成为理解科学的一条道路。这启示我们，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不仅要重视“学院科学”（R·K·默顿，UCDOS），同时需要结合现实及生活需要的“后学院科学”（J·齐曼，PLACE）和“生活科学”（BISSC）进行科普，从而全面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 [关键词] 生活科学 公民科学素质 学院科学 后学院科学 Abstract：Based on review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living science”and analy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t：tightly connected with basic living demand；puts 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 in the priority；gives importance to sensibility and perception；integrated with social knowledge；has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cultural tradition deposition. If we can say that science is the refinement ofacademic science”（R. K. Merton， UCDOS）together with“post-academic science”（J.Ziman，PLACE ）as well as“living science”（BISSC）to conduct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of science roundly. Keywords：living science；public literacy； academic science；post-academic science 2006年，中国政府公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该行动计划的实施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1]。“政府推动”是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一个特点。更一般地说，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特点。这是由中国作为一个科学、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后发追赶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 科学发展的滞后、历史发展的曲折以及政府主导的特征，使得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主要表现为科普工作——科学大众化——紧紧围绕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基本生活以及反对封建愚昧落后几个方面展开[2]。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科普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比如从单向的“科学走入大众”到开始注意“科学与大众的交流”，从直接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开始转移到“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3]。“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颁布，便反映了在国内和国际新形势下形成的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我们来考察现阶段中国（以下均指除港澳台外的中国大陆地区）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特征。 一、现实考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国际比较 对公民科学素质的讨论和定量调查，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1983年，美国学者米勒明确提出公民科学素质测量的三个维度[4]，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体系（即“米勒体系”），在西方各国得到了普遍应用，并逐渐形成体系。 我国直至1990年才开始引入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对科学素养的理解[5]。1990年，采用米勒体系，并借鉴发达国家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指标体系和调查方法，我国对成年公众（18～69岁）的科学素养进行调查研究，1992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抽样调查[6]，此后共进行了6次全国性的调查。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98%[7]18，比1996年的0.2%和2001年的1.4%有较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