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金溪书院的文化教育功能.docVIP

江西金溪书院的文化教育功能 金溪县老科协教育专委会 傅南轩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金溪建县后，从北宋淳化五年（994）至清末（1911）的九百一十七年中，先后创办了书院88所，其中宋朝4所，元朝1所，明朝2 3所，清朝6 9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模式，弥补了县学只限于生员就读，而且员额有限的不足，对全县古代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办学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私办家资、乡办公助、官办民捐相结合的群众性办学的良好风气，从而使全县的书院存在近千年的办学历史，发挥了多样的文化教育功能。 一、金溪书院的人文净化功能 中国传统主张人与自然是融为一体，和谐相处。宋初，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但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睱顾及兴建学校，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南宋，外族的侵入，内部的倾轧和科举的腐败，致使南宋的官学形同虚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由于战争频繁，官学衰落，士子失学，人为的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的和谐节律。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所以，一些有志之士选择山林名胜之地，建屋立舍，研究学问，聚徒讲学。宋嘉佑年间（1056—1061），南丰人黄振基（直秘阁学士）年青时和弟弟黄庆基（御史）在金溪畅游灵谷峰时，见其山清水秀，地势开阔，便在此处定居，取名“黄坊”。并创办了榉林书舍，取立志侪身举林之意，于是邀请周乡有志向的学子，自为师友，攻读经史和诸子百家。王安石兄弟闻之来此与就读，与黄振基兄弟同学，后来都中了进士，在朝中做官。榉林书舍一时名声大振，远近求学者，趋之若鹜。明朝洪武三年（1370），金溪人汪伯高以平江县令退休，在家乡芦河林泉汪家村创办林泉书院，亲自主教，广招本乡学童和汪氏后裔就读。洪武七年（1374），明朝宏文馆学士、汪伯高好友、金溪人危素参观访问该校后，写下了著名的《林泉书院记》：“……余观林泉之胜，左顾一山，状如飞凤，问其名，则曰：‘广崇’；右顾一山，状如伏虎，问其名，则曰：‘城墩’。顷且，泠龙溪而下，一石矫立，笑傲风霜。须臾，石湖澄月，光莹可人。时夜将半，遂宿于仙洞。诘旦，渡河而东，但见满洲烟雨廓山，与晓月相映；远眺鸣山望舟，又俨若旗鼓之状。”环境之优美跃然纸上。在这种环境中研读，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精神与宇宙互动相连，在青山绿水间感悟天地之灵秀，于白云蓝天中通融宇宙之奥妙。书院的存在具有确定环境的固定特征，只有选择好的地理位置才能使书院的文化与思想得到协调性的展示。所以宋绍兴间（1131—1162），陆九韶在陆氏义居——青田里之前半田处创办书屋，其山形如梭山，世人尊称九韶为梭山先生，其书屋号梭山老圃，又叫荐堂书院，九韶每天教授陆氏后裔和同村生童，并与其弟九龄、九渊互为师友，共研理学。把书院建在山水之间，隐含着思想家们在风骨里流露出一种清逸化的追求，包含着学术文化和研究所必需的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文化与自然互相成长，从而在人们心中无形中搭建了某种信仰，并使书院在超逸中追求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二、金溪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唐宋以来，官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把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从好处来说，这种教育能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并有利于政府的统治；从坏处来说，则容易沦为士人争名逐利的场所，令教育趋于堕落腐化。书院教育，则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从个人方面说，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从社会方面说，则是进身朝政以实现推已及人的外王之道，或者在朝野上依社会良心议论朝政，令国家朝政纳于正轨，人民能安居乐业，所以具有很强的社会教化功能。 南宋乾道八年（1172），新科进士陆九渊回到家乡金溪青田候职其间，在陆家老屋创办槐堂书屋。陆九渊开席讲学的消息不胫而走，八方风动，来槐堂拜师问学从游者络绎不绝。仅一年时间，槐堂弟子遍布浙赣闽粤四省。据现存《槐堂诸儒学案》记载，前后共六十五人，都是当时的名士。青田槐堂热气腾腾，乡贤咸集，群贤毕至，成了江右云林山区的儒家文化中心。有些不明真相的学子还在不断地进山来，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