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不定人自定.doc

风波不定人自定诗词看苏轼亦儒亦佛的人生观 中国文化在儒家“外王”学说的影响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即便如此，对精神世界的不倦追求，对“天人合一”、“混沌”等形而上境界的终极体验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向度。后人以此总结：中国人以儒家治国，道家修身，佛家养心。而在本质上，儒释道三家的终极归宿都在心性层面（道家曰之为神）。 冯友兰先生以境界表明国人的精神追求，他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一是自然境界，二是功利境界，三是道德境界，四是天人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1作为文化动物，人的觉解是对物质与功利贪求的觉醒，这种觉醒离不开对意义的阐释与追寻。 阅读古人其实就是阅读我们自己。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每个人身上都有两条线：一条经线，一条纬线。经线是与祖先相接，纬线是与世界相接。受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只留下了纬线，成为单向度之人。心学大师陆九渊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自不限隔于人，而人自限隔于宇宙。在此意义层面，追寻探究苏轼丰富的精神世界，一是可帮助我们唤醒身上的“经线”以续接历史，二可帮助我们冲破一些“人自限隔于宇宙”的障碍。 二 苏轼其人其事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诗文革新运动领袖，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余，为人宽大如海”（按现在计量标准，身高一米九一）。宋神宗时期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80年（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遭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于城东的东坡开荒种田，自号“东坡居士”。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任杭州、 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再次被贬惠州、儋州。后大赦北还，途中病死在常州。困苦贬谪的遭遇深刻影响了苏轼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就像他自己所言：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有别于一般文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于人生困厄之中积极践行儒家“经世致用”之学，而同时也一直在寻求心灵的现实超越并有所得。其人虽屡遭贬谪，然而真性不改。几次身处政治旋涡却不自陷，终以佛智安定一生之跌宕风波。他的“儒道释”兼收并蓄的人生观从诗词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作品豪迈处如大漠秋风，悲绝处似杜鹃啼血，寥阔处生海上明月，静寂处闻烟雨无声。其词风无花间词之柔靡而得其神秀，无边塞诗人之金戈而传其旷达，自然不输王摩诘，神伤不亚李后主。诗词表达的繁杂丰富的情感折射的是苏轼儒家的旷达与佛家的透脱。 三 入世之忧—儒家之旷达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以其“入世之忧”深刻影响了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在艰苦的现实磨砺中忧患人生，学以成人，实现抱负，最终养成旷达磊落的胸襟与情怀，儒家这种积极奋进的哲学观至今还影响着整个东亚社会。内圣（格物、致知、正意、诚心、修身）既是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又是外王的终极归宿，最终实现“内与外”的有机统一，达到孔子所言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精神境界。 苏轼年少之时，虽亦接触研习佛道之学，但指导其行为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从家居读书到两次入京应考，再到从官凤翔，是苏轼宦途风顺之期。其诗文展现的是“奋厉有当世志”、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宏大抱负，这种少年时期轻狂奋勇的“外王”哲学从词作《江城子》中得到了体现。 《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东坡当时任密州知州。写作之时虽然仕途遭遇挫折，但作者在词中依然抒发了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展现了 “致君尧舜上，不退要当前”的旷达人生态度。受儒家忠义刚直的影响，苏轼磊落的人格操守从诗词中也得到了体现。他明知道“是时王安石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还是写下了《上神宗书》。他既不趋炎附势,不看风使舵。被朝廷一贬再贬之时,能够克守职责,为民请命,兴修水利,政绩卓著,表现了他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与士大夫精神。就像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所评论：“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东坡坚忍不拔之志亦如其在《晁错论》中所叙：“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四 出世之游—佛家之透脱 苏轼自幼受佛教和道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