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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商检罪的犯罪对象如何确定 　　【案情回放】 　　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为招揽生意，缩短货主从海关监管库提取货物的时间，向他人订制了“已办检验检疫10号”、“已办检验检疫12号”两枚假章，后将两枚假章交给雇员张某和张某某，要求二人在公司代办的进口货物运单上加盖，造成进口货物已申报检验可以放行的假象，致使26批次的货物未经国家检验检疫部门检验检疫即从海关监管库中提出进入我国境内。 　　2009年2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赵某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张某、张某某犯逃避商检罪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张某、张某某违反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的规定，逃避商品检验检疫，构成逃避商检罪，故以逃避商检罪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罚金1000元。 　　一审宣判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赵某的行为应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且情节严重，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中未明确逃避检验检疫的商品种类，未查清是否属于法定必检商品，认定赵某、张某、张某某犯逃避商检罪的事实不清，故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在重新审理过程中，法庭发现逃避检验的商品不属法定必检的商品，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撤销了对张某和张某某犯逃避商检罪的指控，保留了对赵某犯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的指控。2009年9月29日，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一年，罚金1000元。宣判后，赵某未提出上诉。 　　【各方观点】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原裁判的理由：赵某为了加快办理提货手续，在进口货物运单上加盖伪造的“已办理检验检疫10号”和“已办理检验检疫12号”两枚印章，伪造印章是手段，逃避商检是目的，在手段和目的上分别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逃避商检罪，应择一重处罚。一审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并未明确指控赵某属于“情节严重”，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的一般情节与逃避商检罪的量刑基本相同，逃避商检罪还多了并处或单处罚金，逃避商检罪应重于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且目的行为吸收手段行为;另外，赵某的行为侵害了国家对于商品检验检疫的管理秩序，故以逃避商检罪对赵某定罪处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赵某出于逃避商检的犯罪目的，以制作、使用伪造的国家机关印章为手段，在进口货物的运单上加盖伪造的检验检疫放行章，使大量货物未经检验检疫而流入境内，赵某实施犯罪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分别触犯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逃避商检罪，成立牵连犯，应从一重处罚，依法应认定赵某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定赵某犯逃避商检罪属认定罪名不当，且赵某的犯罪情节严重，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建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赵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赵某为达到逃避进口商品检验检疫的目的，先后伪造了“已办理检验检疫10号”和“已办理检验检疫12号”两枚印章，并将两枚伪造的印章交给张某和张某某保管并使用，在不经报检即直接在其公司代办的进口货物运单上加盖假印章，致使26批次的货物未经国家检验检疫部门检验检疫即从海关监管库中提出进入我国境内。赵某的行为构成逃避商检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建议法庭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 　　逃避商检罪的犯罪对象是法定必检的进出口商品 　　1.此案中赵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牵连犯?从一审控、辩、审三方的意见来看，虽然对案件的定性存在分歧，但起码在一点上，三方的意见是统一的，即赵某出于逃避商品检验的犯罪目的，以制作、使用伪造的国家机关印章为手段，在进口货物的运单上加盖伪造的检验检疫放行章，使大量货物未经检验检疫而流入境内，赵某实施犯罪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分别触犯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逃避商检罪，成立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三方都认为赵某的行为属于牵连犯，只不过在择重处罚时，对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更重，还是逃避商检罪更重，产生了不同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的一般情节与逃避商检罪的主刑基本相同，逃避商检罪还多了并处或单处罚金，逃避商检罪应重于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且目的行为吸收手段行为，应当以逃避商检罪对赵某定罪处刑。而一审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为，赵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处刑罚，而逃避商检的行为只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处罚，所以应当认定赵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笔者认为，确定赵某的行为性质，不能仅比较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逃避商检罪哪个罪更重，首先要判断赵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牵连犯。牵连犯是指，行为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它罪名，对其以从一重处为原则的一种犯罪形态。从牵连犯的定义可以看出，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两个以上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