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法制建设三十年发展与协调.docVIP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是谁在主张“民意”----写在中国法制建设三十年 　　余峰 　　【摘要】从一个案件来洞悉中国三十年的法治建设，是一个过于宏大或者艰难的任务，回顾这三十年的法治历程，也有着太多的艰辛和温存，或许美好，或许苦涩。在诸多司法案件的审理中，每一个判决都在反映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三十年的历程，有着多元化的诠释，多方位的视角。而今天，我所聚焦的，不是一个案例的剖析和影响，而是一个词汇——民意，它或许不是中国法治历程的主题，但却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在中国，法律的实践运行和法治改革的实际进程中，都在追问着同一些问题——什么是“民意”?又是谁在主张“民意”? 　　在近些年里，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或许不是《刑法》的修订，抑或是《物权法》的施行，起码在大众的记忆里，让我们记住的，是一个个的名字，曾经的齐玉苓，孙志刚，邱兴华，到如今的许霆，彭宇，杨佳，我想有一点，不管是立法者执意的，还是无心的，在事实上，一起起的个案正在推动着中国法治的前行，有人称之为普法，也有人称之为塑法。而在这些个案的背后，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势力在支撑，那就是——民意。 　　什么是“民意”?我们一般认为，民意就是民众个体意见的集中表达。但是，在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如古斯塔夫·勒庞看来，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与独立的个体完全不同。不管一个人多么聪明，只要他投身群体，就容易受到暗示和感染，从而变得盲从，冲动，简单化，极端化。勒庞在他的代表作《乌合之众》中，不无灰暗地说，群体的意见多半受领袖支配，民主不过是独裁者的一件漂亮的外衣。勒庞之后的历史证明，我们没有必要这么悲观，但民意极其容易被操纵，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又是谁在主张“民意”，在利用“民意”呢? 　　对于司法，记得早在刘涌案后，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民意?媒体的态度和网络的言论是民意么?进一步说，民意的基础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民意赖以成立的基础是想象出来的，是被建构起来的?二是：即使我们有办法确认民意，在司法中，是不是可以依据民意判决呢?民意可以决定立法(立法的德性就在于体现最大多数的利益)，但是否能决定司法呢(司法的德性在于保守与克制)?法律人，尤其是法学家，是否应为了政治正确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德性呢? 　　这些问题虽然很早就被提出，但却一直没有能给出合理的答案，而在今天，对于民意的理解与反思，则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后三十年的法治进程，司法独立将成为它的主题，而行政和党派的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像中国市场一样，逐渐的放开剔除计划的影响，而对于“民意”，确是摆在司法独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民意? 　　诚如上文所言，“民意”在今天有着独特的含义，三十年前中国人口最多的是农民，我们最要倾听的是农民的声音;而三十年后，中国人口最多的，或许将是“网民”。然而，媒体的态度和网络的言论是民意么?在如此快速转变的民意后面，又到底是那些人或观念在操纵着民意呢?我并不试图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法哲学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太多去阐述“民主不过是独裁者的一件漂亮的外衣”的文章。而这只会让实际中的问题变成一种哲学上的主义。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毫无利于问题的解决。 　　关于对民意的态度，我觉得台湾的例子有很大的说服力。仅以2004年大选，“陈水扁枪击案”为切入，台湾的舆论与民意，同样受到媒体或个人事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不是操纵。对于民意的理解，正如民主制度的瑕疵一样，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和形式。在我们否定专制的同时，我们也拒绝了精英阶层的智慧;在我们接受民意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大众的盲目与冲动。这都是无法规制的，就像那两颗子弹，它就给陈水扁带了超过15个点的民调支持率，可能那两颗子弹“葬送”了台湾同胞四年的幸福，但它捍卫了台湾的民主，体现了民意的作用。民意以及民主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绝对的幸福，它也不过是一种较好的统治方式。而大陆出现的问题，也不是民意的盲动所带来的弊端，而是我们无法解读到真正的民意，抑或是无法让民众在清晰的事实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出生在香港，虽然在香港没有经历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作为一个香港的公民，有一点的意识确是深刻的，那就是在香港，我只有作为个体的——公民的概念，而很少有作为群体的——人民的概念。我并不是说在香港缺少民主或者不倾听民意，因为在香港的行政机关中还是很看重民调的支持率的，只是在香港，从不去试图统一或者归纳出一个“人民”共同的意见，因为在潜意识里，人民的选择，人民的意志，这些词汇是一个空虚并且可怕的概念。我想那些经历过非常时期的人们，从文革的阴影中走过，都会对于“人民的选择”，有潜在的恐惧。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在个案语境下的——民意，则带有了太多人民统一思想后的意义，而这种民意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司法的层面，渗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