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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基本原则适用的现实与冲突 作为贯穿于全部刑法规范和刑法适用中的刑法基本原则，是刑事法治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三项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是我国刑事司法变得更规范文明的同时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在实际应用中与现实的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在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学说。这个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经过几年的实践，逐渐显现出我国刑法典在罪刑法定原则方面的缺陷： 我国刑法典中有些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法律规范表述模糊的条例。例如：刑法规定的“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中的“行凶”一词就比较模糊。刑法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显著”、“不大”不是精确用语，因而很难分清什么犯罪情况是“显著轻微或“危害不大”的。法律应创设一些概括性的规定，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典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法律惩处出现了盲区，例如，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用硫酸伤害北京动物园黑熊的事件就出现了适用罪名的法律空白点。对于刘海洋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有的学者认为构成“故意破坏公私财物罪”，有的学者认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但仔细分析，刘海洋的行为在客观上都不符合这些罪名的构成要件，这种思维是明显的有罪推定，是与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相违背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则在现实应用中的一方面冲突和不完备。而其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看来，有以下几方面主要原因：首先，对于法条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对同一法条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其不同的法律适用后果，其原因是受成文法的特性的影响。成文法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文本，法律条文是用语言文字表述的，而语言文字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特点，往往因为法官自身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导致其对刑法条例理解的不同，从而造成适用刑法的差异，甚至出现适用法律错误的严重问题。其次，由于刑法典的若干条文只存在命令性规范而未设置惩罚性规范，从而不仅使得条文本身变得毫无意义，导致违法不能究的情况。例如1997 年刑法典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但是，对隐瞒不报的，刑法典却没有规定惩罚性规范。有学者将此种立法规定称之为“无盾立法”，即没有惩罚性规范作为后盾的立法。这无疑使罪刑法定原则处于尴尬的境地。最后，法无明文规定难处罚，其原因是社会生活复杂性以致超出法律规定的一些社会现实层出不穷，很多社会现象超出人们想象，犯罪形态花样翻新，因刑法无明文规定而不能处罚，处于尴尬的境地。同时，随着科学发展而出现的高尖端科技犯罪行为，科技发展新颖性的影响使得部分超出刑法规定不能依法定罪量刑。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和刑法的相对稳定性，造成新型案件难以依法处罚。 由以上现实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中找出一些解决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性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大力加强刑事立法解释工作，这是解决众多法无明文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刑法条文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为了使抽象的法条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以适应变化多端的社会生活，就需要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司法解释是为了使相对稳定的法律与变化的社会之间架起稳定桥梁，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正如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尽善尽美一样，现有的法律也不可能包容万象，而且随着历史发展，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会发生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因此，应根据司法实践和社会发展对法律及时进行修订和补充，完善相关法律，避免出现法律漏洞，出现法律依据不充足的情况。 二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法定基本原则之一，在刑事法律适用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充分理解并具体应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非常重要。它对于罪行的判定以及社会公平正义至关重要。然而现实生活中该原则的应用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 重定罪轻量刑导致的罪责刑关系不对称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认为只要定性准确，在量刑幅度内多判几年无关紧要。基于认识，二审法院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时，就形成了不成文规则，即只有定性错误或者量刑畸轻畸重才予改判，对于量刑偏轻偏重的，一般不予改判。这实际上就置刑事立法所设置的罪责刑对称关系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于不顾，造成实质上的罪责刑关系不对称不平衡，形成立法上的罪责刑对称而司法上的罪责刑变异重刑主义思想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面积的重刑主义传统，大量法官基于反向的功利主义刑罚思想而崇尚重刑，认为只有重刑才能遏制犯罪，尤其是在治安形势不好的时期更应如此。这就直接导致大量犯罪行为所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