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法哲学视野中的证明对象(下)发展及协调.docVIP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浅论法哲学视野中的证明对象(下) 　　美国哲学家蒯因曾经说过：“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感官而间接地认识外间事物。……然而，即使我们不对感觉材料做任何解释以力求其还原再现，我们发现自己还是要悄悄地瞥视一下自然科学知识。”[27]蒯因这种见解反映了在认识符合事实论中的一个问题：感官的认识即使是再真实，也逃脱不了最终的命运，即感官必然与人的先在的知识体系相融合，由此蕴涵的意义是具有不同知识的个体对事实的认识必然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在法律中同样如此。记得卡尔拉伦茨在评论菲肯切尔涵摄模式时曾作的论述：“法官凭以涵摄个案的规范大多并非法定规则本身，毋宁是由法官依据法定规则，考量受裁判个案的情况，而形成的规范。”[28]个别法官对于适用于个案的法规范的认识如此不同，他们对于事实的认识同样受对法规范认识不同而相左。由此因“裁判规范”不同而导致法官内心形成的法律事实的不同也是在所难免。 　　在司法过程中，个案生活事实要上升为个案法律事实，其间所经历的认识过程是较为复杂的。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中论及，需要寻求事实在法律规范范围内的有效性之合法依据，进而探询在有效性和意义之间的张力。例如一份书证，其首先言说的是社会生活层面上的意义(其中包括主体对规范的认识)，如果要成为法律事实则必须由法官确认其在法律上的意义(采信)，再进而寻求该书证本身在规范框架内对事实证立的有效性，从而成为能够证成法律问题的有效法律事实。[29]在此，笔者对此问题展开论述。一个生活事实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仅仅是一个生活事实，与其他的事实并无二致，即使它是预设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因为预设的事实以及进行预设的行为与其他行为和事实一样，只是在法律规范对人的规范作用下规制人的行为而已，就像日常中人的行为会考量法律后果。所以，生活事实成为法律事实是以进入司法程序为前提的，例如在刑事程序中，侦查机关的介入侦查，收集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可能遗留的各种材料，在侦查阶段生活事实要成为法律事实，依笔者愚见应当是在犯罪嫌疑人认罪或者侦查人员依据现有材料推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之时。最主要的原因是此时这些材料已与法律规范相结合，同时这些材料已经过法定程序的正当化。同理，如果这些材料是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则应当在实质上排除其成为法律事实。[30]当然此时的法律事实相较在庭审中为法官所采信的法律事实有区别，法官所采信的法律事实已具备证明犯罪事实的有效性，而且这是在控、辩、审三方当庭质证、询问、辩论等的结果，符合主体间互动的策略，也至少在形式上符合现代认识的要求。 　　但是，法律事实要成为证据，要成为证明事实并尽而判决的依据，仅有上述法律事实认识论上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证据本身的价值论要求。 　　三、证据的价值论意义 　　笔者提出证据的价值论意义这一命题，事实上已经站在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否定之基础上。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远的不说，休谟关于“是”与“应该”的对立已经蕴涵了这一方法论上的基本理念。休谟的疑问是，在进行道德学议论时，一个“是”的命题悄然转化为一个“应该”的命题，并且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关系推导出来。[31]自休莫以来，“是”—“事实”、“应该”—“价值”的对立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法学中也成为了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因为在逻辑推论的立场上，确实无法解决一个问题：从“应当”命题加上“是”命题无法推论出“是”命题或者“应当”命题![32] 　　基于这种二分法，人们在追求真理和事实真相的过程中，往往极力强调将主观因素从认识中驱逐出去。这种想法能否实现?要实现这一想法应具备哪些条件?笔者以为，首先要成立如维也纳学派代表人物卡尔那普所认识的，物理对象可还原为心理对象，精神对象可还原为心理对象，[33]推之则成为精神对象与物理对象以心理对象为中介而对应。简言之，人的认识与物的实存具有对应性，而且可以是客观地相符甚至等同。其次，真理和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心理为转移。这两个条件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针对第一个问题，美国哲学家普特南曾回答过：“对世界的正确描述与‘客观性’是一回事，这个观念怎么样呢?相当清楚，这个观念依赖于假定‘客观性’意味着与对象相符合。”[34]客观性如何认定?是从一个个别的视点出发进行的观察还是从任何视点都绝对地被视为真的立场出发?如果是后者，那么又如何对所有的立场进行统合而成为一种可以被所有人应用的‘客观性’标准呢?问题虽然提出了，但是要解决绝非一事，这也不是本文着力解决的问题，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客观性‘与对象的实在并不完全对应，至少可以说’客观性‘本身也是人认识的产物。至于第二个问题，应当提及的是在哲学史上曾经有不少哲学家极力反对将心理主义引入哲学，例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坚定地树起反心理主义的旗帜，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