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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简介 ——简论广州一二·九运动中地方实力派对学运的态度 报告人：黄孝波 学号：2014020696 黄坚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的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有二，一为中华民国史，研究课题包括国民党的学运政策和战时陪都重庆的地方治理等；二为新加坡华社，侧重战后新加坡华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黄坚立教授的著作通过丰富而翔实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学生运动在中华民国史中的历史角色。他纵观20世纪的学生运动，然后将其研究焦点集中于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在其执政时期如何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并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他对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考察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根基不稳的国民党政权通过哪些政策和机构来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忠于政府的公民运动。更为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于国民政府学运政策失败原因的深入解析和评价。 一、《难展的双翼》内容介绍 （一）绪论 著者在绪论中指出本书研究的重心在于探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从1927年掌政到1949年退守台湾的这段时期关于学生运动政策的演变。为了更好的研究这段时期国民党学运政策的演变，著者对近代的学校、学生以及20世纪中国学生运动进行简要介绍和概括。著者认为古代的中国学生政治活动是20世纪学生运动的传统原型，这种心忧天下的传统是学生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随着传统的教育制度的破灭，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在新的教育体制下，一般大学生的年龄普遍比旧时代的学生年轻。而且与传统教育相比，近代西式教育成本较高，学校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因而学生必须承担沉重的学费及膳宿费，家庭收入的多寡成了决定个人就学的关键因素，现代化教育就成了少数精英的特权。寄宿在学校的学生摆脱了家庭管束，同学之间共同学习、生活，造成他们关系密切，促进他们思想上的交流和集会及行动上相互配合。通商口激进的新闻传媒界对于提高学生政治觉醒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新式教育制度下，毕业学生的就业前景也十分暗淡。这些因素都促使现代学生政治运动的勃兴。20世纪的中国爆发多次学潮，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8年“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学潮，这一系列的学生运动无疑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政策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二）政策转向之议 1924年国民党在孙中山改组后，国共首次合作，孙中山正式采取了政治动员群众的政策，使得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参与党的组织、宣传及训练等工作。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不久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在清党后本身于1927年4月——12月间出现三个不同的政治核心，即蒋介石领导的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汪精卫领导的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西山会议派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三派在各自政治实力尚未巩固，又试图彻底清除共产党分子的时刻，为了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树立自身合法性和正统性，三派均采取了继续支持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政策。但在这个阶段的接近尾声之际，戴季陶极力主张国民党应该重新检讨其学生政策，限制学生的政治活动。戴季陶在出版《青年之路》之后，又向大学院提呈了一份议案，阐述了他的限制学生参与政治的主张。戴季陶的呼吁并没有立即获得支持。随着蒋介石一系实力的增强，国民党开始倾向于戴的主张。教育界的泰斗蔡元培率先支持戴季陶。在蔡元培领导的大学院和戴季陶联手下拟定了一套完整的促使学生脱离政治的措施。在1928年5月全国首次教育会议上正式达成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限制学生会的决议，另一项是控制学生参加民众运动的决议。著者把这一政策称之为“戴季陶——蔡元培政策路线”。 （三）路线之争 新的学运政策路线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928——1929年期间，“戴季陶——蔡元培路线”对学生政治活动之限制受到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民众训练委员会的挑战。民众训练委员会（以下称民训会）主张继续积极而有计划的动员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组织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在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民训会学运政策与“戴季陶——蔡元培政策路线”发生了正面冲突。经过激烈的辩论，五中全会对民运问题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而形成僵局。著者在分析民训会幕后动机时认为其支持学运的目的在于引导和监督民众运动，并贬低民众运动的自发性和独立性。而且民训会中汪精卫左派阵容十分强大，在学生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随着蒋介石与汪精卫左派力量的决裂，蒋介石逐渐控制大权，左派力量强大的民训会实力逐渐被削弱，民训会及其地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