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用人篇》之法治思想.docVIP

《用人》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 韩非的思想当然尤其时代局限和制度局限。但是其思想的闪光点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义。 韩非并非主张重刑主义。而非常强调法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循天顺人，从今天的法学理解来看，就是强调立法必须符合自然与社会的基本规律，而且必须认真研究人性。法律需要规范人的行为，但不能建立在完全漠视扭曲人性的基础上。“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是法律实践理性的重要表述。法不责众的道理正基于此。 这样的法律只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无法实施形同虚设；要么强力推行严刑峻法。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法术与心治：这对词很有讲究。法术其实就是正式颁布的明确的行为规范。凭借个人的智慧、良心、好恶当然也可以实施管理，但是不能长久稳定。即便是圣贤智者也有人性局限。圣贤治国为什么不可靠？法治从来就不追求最优、最善的制度，而是最不差，恶性最小的制度。 “万不失”——正是法治追求的状态。法治不依赖最聪明、最贤德的人执掌权柄。拙匠、中主只有守法，中规中矩也可以实现稳定的统治。但是法家思想的悖论就是，法家统治的前提是君主守法，而君主恰恰是最不容易守法的人。在民主制度没有建立完善的时候，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成为法治的死结。 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肓者处平而不遇深谷，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 “上下之恩”：说的是君臣关系的问题。韩非子通篇所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有一种误读：认为韩非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关系的对立，猜忌、防范、利用等阴谋之术成为重点。法治中的君臣关系有阴谋也有阳谋，韩非在此认识到了实际政治的阴暗面。这对现代政治也同样适用。但是法治是以阳谋，也就是“可为之赏，可避之罚”的法术，作为调整君臣关系的首要行为准则的。政治交易、政治阴谋即使在现代最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也屡见不鲜。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不断完善的正式制度可以将政治中的丑恶减到最小。 　　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 　　“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断，因攒而缝。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故上居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 ——表易见，教易知，法易为：这三易实际是从立法角度，对法治推行提出的基本要求。而且还要求“三者立而上无私心”才能实现。那么什么的私心呢？可能包含这样几种内容：1.君主需要执法公平，不能偏私。最容易偏私的也就是皇亲贵胄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2.君主个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正式规则之上。因人、因事或者因一时好恶而轻易变更法律或者虚置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