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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超越 ——苇岸与陈冠学散文的精神意义 霍小青 陆卓宁 将苇岸与陈冠学“相提并论”当然顺理成章。 苇岸，原名马建国，汉族，1960年1月7日生于北京昌平县北小营村。 1984年毕业于人民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8年起主要进行散文写作。1999年5月19日因肝癌英年早逝。一生的文 字并不多，不足二十万字。生前只有一本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出版。陈冠 学是台湾屏东人，1934年生人，曾受教于近代哲学大师牟宗三，有志于学术， 曾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他在任课之余，二十年如一日地钻研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出版过多部学术论著。上世纪70年代初，陈冠学毅然辞职还乡， 隐居田园，带着一家六口——包括牛、狗、猫、两只鸡——过起了自食其力的 农耕生活。他的散文便是这种生活的形象记录。 苇岸与陈冠学虽为不同年代生人，更迥异于不同的社会意识文化背景，但 却是以空间呼应、时间承续的意义，通过令人愉悦清新的散文创作，让现代人 感受到了一种久违而又弥足珍贵的东西——自然。在喧嚣、浮华、追求快节奏 生活的今天，这无疑属于异类；而在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并存的现代社会，苇 岸与陈冠学的方式或许能带给我们某些启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写作意义已 不再囿于一个文学命题，由于他们把写作无形中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的意 义、人类的命运这样的命题联系起来，因而具有精神的意义。 一、激活被遗忘的生命细节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现代世界概括为一个“祛魅的世界”。Pl这 种祛魅除去对上帝的祛魅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祛魅，这种祛魅使自然 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没有生命的物质躯壳。祛魅后的自然被 当作了人类的征服对象、欲望对象来对待，人们对自然不仅缺少了原先的崇拜 敬畏之心，甚至认为自然中的其他生命都是为人类服务而存在。人类中心主义 统治了整个世界。当自然成为无声的资源库与垃圾场时，其他生命的价值就会 58l 逐渐受到漠视、忽略、最后到完全被遗忘。 苇岸与陈冠学的散文重新激活了自然的生机，使人们重新意识到生存于大 地之上的生命远远不止人类自己。苇岸笔下的蚂蚁与人类有着同样的建筑才 能： “我观察过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小型蚁筑巢，将湿润的土粒吐在巢口， 垒成酒盅状、灶台状、坟冢状、城堡状或松疏的蜂窝状，高耸在地面；中型蚁 的巢口，土粒散得均匀美观，围成喇叭口或泉心的形状，仿佛大地开放的一只 黑色花朵；大型蚁筑巢像北方人的举止，随便、粗略、不拘细节，它们将颗粒 远远地衔到什么地方，任意一丢，就像大步奔走撒种的农夫。”(‘大地上的 事情一》)这种描写在当代散文中已很少看到了。它们是真正的大地上的事 情，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和生存方式，我们应该尊重 他们。同样，在陈冠学的散文中作者时刻在张开视听去感悟大地上的生命，生 命无处不在：“几十只麻雀落在新翻泥土上，一边吱吱喳喳吵着，一边在啄食 其中的小虫；几只赤腰燕在土面上穿梭翔，划着优美的线条。”(九月三日》) “听猫头鹰是一种味儿，听灶鸡是另一种味儿，而外边草中的铃虫声，又是另 一种昧儿，各有千秋，可是都同是夜里的美音。”(《九月二十一日》)正是 由于有其他生命的参照和陪伴，人类才不会感到孤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生命 和生存的真正含义。 我们注意到在苇岸与陈冠学的散文中对昆虫鸟类的生存投入了很深的感 情。他们会为一只鸟的受伤而哀叹，会为一条鱼的迷路而担忧。他们的行为在 许多人看来觉得很像没长大的孩子，但是他们的宝贵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像孩子 一样的情感与行为。他们重新激活了人类的童心。苇岸在散文中乐于写微小的 昆虫。蚂蚁、胡蜂都是他散文的主人公。这些在人类童年曾与之相伴的生灵， 在人类依靠科技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越来越对它们显出敌对和轻蔑的态度。作 者为了不打扰在窗前安家的胡蜂，把窗户彻底封上。“尽管这会有诸多不便， 但我依然感激它们，我的给予，远远不及它们为我带来的东西”(《我的邻居胡 蜂》)。苇岸认为再小的昆虫也是一个生命，只要是生命就应有生存的权利。同 样，陈冠学也用一种体察的心态对待自然中的生命：“在一块石头边，居然发 现一尾苦臊鱼，很小，大概是迷了路，从山涧里溜下来的。我跺了几脚，把 它赶向上游，大约赶了五十弓远。只要它努力一直游上去，一两天内可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