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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士、商交往及文士观念的改变 ——以徽商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 明清两代，社会经济、文化较之前代，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士、商交 往的频繁以及文士对商人态度的变化。对此，著名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 精神》中曾经有所论述。本文以徽商为具体例证予以进一步的探讨。 一、商人对文人的崇尚与利用 在现存诸多的徽州家谱和文人传记中，我们屡屡见到徽商与文士们交往的记载。在这些 记载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他们和文士交往的事实，也能见出他们对文士的崇尚与利用的姿态： 《新安黄氏会通谱》记载徽商黄敬宗，“幼读场屋，既长，无他兄弟，干父之蛊，身任 家政，遂堕功名事矣。乃挟赀南走荆湘，北游淮甸，以墨池交接天下士，见者谓其有元龙气 象。删这位黄敬宗生活在明代前期，应该是较早走出徽州经商的商人。他小时候读书于场屋， 但因为家中没有兄弟，只得放弃读书应试的道路以支撑家庭。但因为曾经读书，他能够“以 墨池交接天下士”。而且给人留+I--深刻印象。 袁中道的《吴龙田生传》记录了一位叫吴文明的扬州徽商，他与袁中道、袁宏道都有密 切的交往，说：“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因此，“每得中郎(袁 宏道)一纸，即什袭藏之。”②可见他对文人是何等的崇尚! 明代歙商黄长寿，“字延址，别号望云。歙孝行里潭渡人。……少业儒，以独子当门户。 父老，去之贾。以儒术饬贾事，远近慕悦，不数年赀大起。······翁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 儒行，尝挟资流览朱尝置。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庚 和，积诗成帙，题日《江湖揽胜》并《壬辰集》，前太史景公为之引，梓成藏为家宝。”③ 明代歙县商人黄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徵明、祝 允明辈皆纳交无间。”④ 清代婺源商人孙人峦，“字萃峰。援例入国学生，有异质，气量恢宏，昆弟三人，交相 友爱。尝持筹吴越，生计渐裕。……又好与文人学士游，多闻往古嘉言懿行，开拓心胸，故 能扫尽市井中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焉。”⑨ 清代歙商梅仲和“弃儒服贾，贸易吴门，重交游，乐与贤大夫款洽，姑苏为冠盖往来地， 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⑥ 《济阳江氏族谱》卷9载：江梅，“弃儒就贾，贸易吴门，重交游，乐与贤士大夫款洽。 姑苏为冠盖往来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 《歙县飒塘黄氏宗谱》卷五《黄公文茂传》记载：黄文茂“性行淑均，孝友谦让，雅好 儒术，博览务通，善丁：治生，商游清源……喜与文十游，清源名流，屈己纳交，暇日琅琅讽 颂经史。” 首先，和文士们的交往满足了徽商的精神需要。 o《新安黄氏会通i}譬·黄处．L仲荣公墓：畚铭》，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438页。 圆袁中道《珂，哼斋集》卷17，第738—7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9《望云翁传》。 ④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双泉黄君行状》。 o婺源《湖溪孙氏宗谱》卷1《萃峰孙公传》。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候选州川马梅公传》。 704 关于人的需要，美国社会学家马斯洛曾经绘制了一个“需要塔”，第一需要是人的生存 所依赖的诸种要素，如安全、性等，第二需要则是人的发展所需求的物质因素，如金钱等， 第三需要是精神层面的因素，如爱情、友谊等，第四需要是人能够显示自己价值的因素，如 名誉、地位等。生长于有着浓厚的“好儒”、“重儒”文化传统和氛围的徽州，明清时期的徽 商在血脉中就涌动着对“儒”的崇尚、对文人的尊敬和向往。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想走读 书科举的道路，只是因为科考失利或是因为家境所迫才走上经商的道路。另外一方面，在封 建社会里，“商”为“四民之末”，尽管在明代中叶后，商人的地位已经有所改变，但传统的 惯性使他们的内心仍然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因此，在经商有所成就后，他们就特别注重和文 士们交往，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也获得些许自尊感。 其次，和文士们的交往扩展了徽商的社会交往圈，从而可以从中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和经 济上的收益。精明的徽商并不像那些没有远见的势利眼，他们结交官僚，因为官僚是他们的 保护伞，而且官僚也就是文人，有的是在位的官僚文人，有的是退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