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哲学特点略说(陈明).docVIP

儒家政治哲学特点略说――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为参照梁启超称，“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陈寅恪进一步补充说，“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这个影响华夏民族最深最巨的儒家政治哲学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本文即拟通过从其与西方政治哲学之奠基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参照对此稍作探讨。背景：城邦与宗邦有怎样的政治问题，就有怎样的政治学。事实上，汉语“政治哲学”或“政治学”并非英文political philosophy或political science的简单对应概念。作为political philosophy即所谓政治哲学词根的“polis”是“城邦”（civil stste），它与作为儒家政治哲学发生语境的宗邦（kindreddom）迥然不同。汉语“政治”一词是“政”与“治”的组合，从《尚书·洪范》记载的“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看，“政”是指物质生活保障、祖先祭祀、道德教化、对外交往和战争组织等公共事务；“治”则是指治理，即“使……获得条理、秩序”之意。这似乎跟我们经验中理解的所谓政治十分近似。但是，从比较和发生学的意义上将其与关于“城邦事务”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对举时，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是明显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先看城邦。西方经验中历史的发展被描述为由部落、家族到国家的演变过程。亚氏《政治学》即以“家庭－村坊－城邦”的演进模式为基础。虽然库朗热对希腊罗马源自久远的宗教信仰十分看重，但仍然不能不承认，“在城邦与氏族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在经历“五次革命”后已经与其“完全相反”。与此相应，武力和血缘亦均被排除在组织原则之外。亚氏正是清楚意识到这点而与柏拉图分道扬镳，认为“柏拉图未能区别家长权力和政治权力是严重错误之一”。与柏拉图的《政治家》断言“国家不过是扩大了的家庭”不同，他指出：“城邦确实为‘一’（由不同元素组合而成之）整体，不同于民族或军事联盟的成为同类事物的一积聚。”所以，“建立”二字在《政治学》的开篇出现值得给予特别重视，因为正是这个事件本身，才引发出对于“善”、“公平”等制度问题的思考。制度根本上讲是一种关于责、权、利之规定的角色的系统。而责、权、利的界定，必定表现为一个博弈以及论证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反向设问来梳理其间包含的种种信息：什么情况下建构的原则会成为讨论的议题？对它的选择成为可能和必要；什么情况下对它的选择成为可能和必要？建构者以个体为单位为各自利益目标的实现而寻求合作；什么情况下可以以个体为单位为各自利益目标的实现而寻求合作？个体“自由”、“平等”并且手中的“筹码”大致相当――狼与羊的关系自然与此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希腊城邦就是如此：“许多公民各以其不同职能参加而合成的一个有机的独立体系”。所谓公民（polites，同样源于polis），是以出身和财产为本质或标准的。因此，城邦需要“契约（宪法）”。可以说，作为“政治家的学术”的political science，乃是对“求城邦之善德和善业”的“特定指称”。例如亚氏就将“君主的或家主的学术”排除在这一概念之外。梅因在这一基础上，给“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形式赋予了价值上的绝对性和历史上的普遍性。实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希腊的这种发展更适合用“特殊”而不是“典范”一词来加以描述。当然,“政治家的学术”和“家长权力”、“政治权力”诸概念对我们把握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和特征可以提供帮助。再说“宗邦”。如果说城邦主要意味着一个基于契约而组织起来的集合体（group，城邦为公民集团），那么，宗邦主要意味着一个依托固有血缘组织关系成形的共同体（community）。论者指出：“中国古代国家是以家族和宗族为内涵的，是一种家族城邦。每一个国家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宗族构成的。作为国家的象征，一曰宗庙，二曰社稷。国人即邦人，不仅仅是居于国中之人，而且是属于邦族之人。”从周王朝军事胜利后实施的分封制可以清楚看出，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不仅没有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展趋于消解，反而被放大强化，成为政权组织的主干。 “左宗庙，右社稷”的都城建筑格局表明当时社会的血缘性和地域性、政治制度的家族性和公共性长期并存。根据考古学家苏秉琦“古国－方国－帝国”和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有关论述，我们不妨将亚氏“家庭－村坊－城邦”的演进坐标尝试修改或放大为“酋邦－宗邦－帝国”（某种意义上说，帝国化是古代社会的宿命；西方希腊城邦时代之后是罗马帝国，东方春秋战国之后是秦汉帝国）。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儒家政治哲学发生在与“城邦”颇为不同的“宗邦”阶段上或语境中。在亚氏笔下，常常与城邦对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