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改革发展.docVIP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改革发展 摘 要：社会现代化境遇中，重读恩格斯的晚年书信有助于挖掘其思想的当代价值。从社会哲学的逻辑定位看，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四位一体”战略格局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是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会促进经济领域的改革发展，最终为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主政治建设与文化改革发展的及时跟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有巨大反作用，从而为破解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题提供新动力和赢得制度保障；文化的改革发展释放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新契机。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书信；改革发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它标志着我们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水平。这也是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布局的细化和落实。重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著，从社会哲学的逻辑地位出发，可以明晰的是，文化的改革发展始终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键）、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说，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不仅是中国正在深入推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也具有直接的现实关照意蕴。 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改革发展的理论依据 恩格斯的晚年书信主要写于19世纪9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挑战和歪曲，恩格斯为了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着重阐释历史唯物主义而写了一系列书信。众所周知，恩格斯晚年之所以写下了这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直接原因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另外的目的是教育和帮助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基于这些原因，恩格斯在信中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的重要思想，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现成的结论和僵死的教条。尽管恩格斯为“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清晰而明确的”[1]阐述这些问题而感到遗憾，然而这些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思想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2]。具体言之，“社会发展过程也便是由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所组成的综合过程”[3]。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我国现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有其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4]。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切入点，随后才逐步推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这是符合恩格斯晚年书信所反复强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组矛盾运动规律的。在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层面，经济发展方式当属于生产力的层面，相应地，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为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属于上层建筑的层面。这正印证了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反复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具有巨大反作用等。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境遇，许多疑问会迎刃而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 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5]591。在这里，恩格斯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性地位，用词的关键是“归根到底”四个字，当然说明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两种不同质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最终意义上的，而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各因素有时也起一定的决定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都要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首先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各项改革的切入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