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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墓 先后9年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对他的影响。 这一段经历一方面丰富了作家的生活知识，使他得以积累大量的文学素材，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人生的思考更趋深刻，富于哲理；但另一方面，流放生活使他远离俄国社会生活中心，苦役犯生活，再加上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造成精神上的抑郁，使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极面有了发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以1859年为界分两个时期。 前期创作：处女作中篇书信体小说《穷人》使 “小人物”主题又有了新发展并对人的复杂性进行探讨。 《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写彼得堡一个小公务员高略德金的内心世界。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形成的艺术风格：探索心灵的奥秘。 他精雕细刻人物内在本性和精神状态的矛盾变化，而把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置于次要地位。浓重的幻觉想象和对病态心理和性格分裂的描绘，显示了作家有着侧重主观表现的艺术能力。 “双重人格”的主题，在陀氏后来的创作中，特别是几部长篇小说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旋律。 四十年代后期，俄国社会令人窒息的空气使一部分青年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他在中篇小说《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等作品中不同程度的体现了这一主题。 四十年代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阶段。因为作家后来创作的一系列重大主题，如“小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双重人格”以及“幻想家”等主题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已成型，后来的创作往往是这些主题的进一步深化。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舅舅的梦》、《斯捷潘奇科沃及其居民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等中长篇小说。其中因塑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形象而使作家在文坛独树一帜。 六十年代中期的作品影响更大：《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 七十年代：《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临终前的《作家日记》。 长篇小说《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的长篇，是一部见闻录式的作品。 作者提出了灵与肉的问题，人性“恶”的问题，也提出了“强者”和“弱者”的论题。 “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将人心里的罪恶毫不留情的揭示在读者面前至于残酷的程度，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大特色。 长篇小说《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获得欧洲乃至世界声誉，是从他18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开始的。陀氏小说的许多特点在这部小说中得到综合。 故事有两条线索：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和拉斯科尔尼柯夫的凶杀案件。 在社会层面上，作者写了彼得堡生活的阴暗及社会的极端不公平。 马尔美拉多夫一家是社会底层人们悲惨命运的写照。 拉斯科尔尼科夫一家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在困顿中竭力想保持原有的体面，结果是陷入更惨的境地。这是“从小康陷入困顿”的人们生活的写照。 与他们相对的是像卢仁那样的表面上并不逾越社会规范，却在进行巧取豪夺的奸诈之徒和无视任何社会权威，肆意作恶的斯维德里加伊洛夫。 作者对拉斯科尔尼科夫作恶动机的探讨 拉斯科尔尼科夫有一种模糊理论，世界上的人似乎分为两类：“平凡的人”和“超人”。平凡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他们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而且乐于听命于人。这批人只能任人宰割，作“超人”的工具。 而“超人”不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这些人虽是刽子手，但是伟大的。是为人类造福。 这种超人和庸人的理论，使拉斯科尔尼科夫对社会道德和正义得出了与常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通过理性的思考，确认社会肌体里有一些成分是有害的，例如放高利贷者，因为他们只是社会肌体里的寄生虫。因此消灭他决非罪恶，而是为社会造福。为了实现这一理论，他决定去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证明自己是个“超人”。这种思考，已是“超人哲学”的表述，尽管带着一定程度的宗教色彩。 与上述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权力”或者说“权力真理”的问题。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生活中看到，“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所以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超越了社会一般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在权力的层面上，并不存在通常的道德或人性标准。“目的”赋予“行为”超越一切的品质。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