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墓志铭看道学家对妇女的书写.docVIP

PAGE PAGE 1 由墓誌銘看道學家對婦女的書寫 報告者：邱佳慧920614 研究目的： 道學家在宋朝興起的巨滔駭浪，已經波及至士人階層，士大夫的秩序理念亦或多或少受到道學運動的浸潤，悄然改變了士人對婦女的觀念。然而，士大夫與道學家兩者實屬殊異，前者努力地建構人際網絡的「道路」，以重新詮釋經典的模式再次鋪設能夠「通達天涯海角」的道路。兩者之定位、思考層面、表達形式不盡相同，但亦有重疊身分的可能性，這部分不屬於筆者聚焦之處，故並不預備多加著墨。姑且以不超出朱熹所立道學譜系中之人物為限即是。 緣於道學家對生命的體悟與要求，在墓誌銘這類特殊載體的書寫課題中，展現出不同於一般士人的問題意識及著重焦點。本文擬從道學家所書寫的墓誌銘中覘見他們對婦女的觀點。其研究對象侷限於北宋初年的道學家二程與司馬光（程頤、程顥；司馬光），資料不足時，但亦會擴充至二程門人，透過收羅諸道學家文集中的墓誌銘（見附表），爬梳其對婦女觀念的異同。當然，也必須將整個問題置入歷史之流，進行比較與分析，才能增添研究價值。換言之，比較一般誌作者與具有道學家身分的誌作者的差異性。 研究大綱： 一、道學家所作墓誌銘的特點 最能夠說明女性獨立性的一篇墓誌銘是程頤為其姪女所撰者，程氏並未受教卻能自通文義，又希望叔父為她講經說道，無奈身子骨不聽話。在賢淑的條件下也無法找到合適的對象，但沒有好對象並不是程家擔憂煩惱的，而是程氏這樣一個優秀女子，程頤讚譽她是「高識卓行」，且將她視之如聖賢，「不以她未嫁恨」，而是「以她死恨」。該墓誌完全展現出一個女性的行誼可以超越男性，而且不必依附在婚姻中獲取價值，程氏雖無法延續生命的長度，但卻可自由拓展她的生命寬度。這種墓誌只在道學家的筆下才得以窺見。 道學家書寫的墓誌銘，在墓主家世、祖先官銜、固定形象（包括描寫孝順父母、勤於家務）、婚後持家、周濟族人、丈夫官銜與逝後贈榮等項大體相類外，還有其他不同的層面，茲分數點說明： 強化家庭倫理 在宋代家庭核心化過程中，家庭倫理的建構似乎愈趨重要。如張該與林氏原為同里人，婚配後，夫婦兩人分工完善，張該奉菽水之歡，林氏順從之；張該周濟鄉急，林氏竭力扶助；就連孩子的就傅問題，也由夫婦兩人共同籌備，這種同心同德的表現，彰顯出家庭秩序的建構。黃震亦言：「澤民（墓主之子）夙受父母之教，家庭之行，益修取重」。 黃震，《黃氏日抄》，卷97，頁13。而宗族對家庭的影響力亦有提升的結果，宗族會審核新嫁娘入門的表現，來決定頒發譏訶狀或嘉獎狀，或是特別推崇族內優秀之士，足見宗族與核心化宋代家庭關係仍舊十分密切。 黃震，《黃氏日抄》，卷97，頁13。 （二）提高女性地位 在一般墓誌銘中，女性自主性並無該類墓誌銘來得高，女性往往僅能動靜語默，輕聲細語，但從該類資料中，一方面能夠找到婦女盡性抒發個人情緒的描述，另一方面，也開始出現女性會對國家產生影響力的表達。如司馬光曾言「婦人柔順足以慕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且蘇洵之妻程氏還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所成，有力地驗證「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於閨門」一語。 ＜蘇主簿夫人墓誌銘＞，出自《溫國文正公文集》，頁552。又如女性不再只能侷限於已往「端莊不妄笑語」或「語笑不聞外」的形象。在《二程文集》中，女性是可以大聲斥責他人，記載的故事中因為一位年輕少女忽然失蹤，乳母姥姥都焦急地「悲泣叫號」遍尋不著，侯氏於是怒罵他們，要他們停止哀嚎，因為他曉得尋獲少女與否的關鍵並不在於「悲泣叫號」。 ＜蘇主簿夫人墓誌銘＞，出自《溫國文正公文集》，頁552。 不論是個人行為的開放，或是國家的認同，亦有侯氏之弟自嘆不如，余氏勝過男子一類講法，都提升了婦女的地位。 （三）教育內容與態度之轉變 在教育內容方面，道學家會特別提強調「讀書」一點，如余氏教子讀《論語》與《孟子》。司馬光於＜居家雜議＞中列出家中子弟優良閱讀刊物一覽表時，便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使為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為之講解《論語》、《孝經》、《列女傳》、《女誡》之類，略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為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閱讀的經典已經更趨明顯多樣化。但是同樣是求取累積知識，司馬光指贊成讀書，並不贊成女子寫詩，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132。而二程則不予反對。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頁132。 在教育態度方面，侯氏對於諸兒有過錯時，並不掩飾弭平，而是任由夫婿處罰管教，她言：「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敝其過而父不知也。」由此也可推論，掌握其子情況的往往是母親。於教育方法上也採取嚴謹之道。 （四）強調求道 由於能夠識字屬文，程氏教誨二子時，時常能夠就著親自教授，舉出歷史典故，勸戒他們「勿效曹耦止欲以書自名」，將高風氣節拋之九霄雲外，她正色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