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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民俗链——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 研究的论坛迅速扩展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危及人们的生活与生存；所以，“生态”这个学术名词，也不再像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Haeckel 1834-1919）创立“生态学”（ecology）一百多年来那样令人感到陌生；它已经成为普通人生活用语中的关键词语了。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开始关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人类学同时也关注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人文科学和生态学交叉研究的科学新领域，并产出了一批从生态学角度着眼探索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由于我国现代民俗学在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各民族人与大自然、人与动植物关系的民俗资料；同时，这些资料和它们的民俗原形态，都和生态学的许多重要课题有着深层次的相关性。又由于这些关于生态的民俗对于认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悠久传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在新世纪开初提出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的议题是很有必要的。以下仅从五个方面试论中国生态民俗，以便确立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必须说明，生态民俗研究的领域既广又深，并不是下述几个议题可以概括得了的。 一、生态民俗的视野 生态学告诉我们：人类作为高级杂食动物，在食物链当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于是便和其他生物种群之间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同时人类在食物链上也进行着广泛的优选；人类还对于自身种群的生育繁衍和在大自然环境中的分布也不停顿地进行着合理的调度。人类还为了使自身的消费能力和相关的食物链之间的比例相适应，于是便不停顿地调整自身和食物链之间的关系。人类还创造了十分丰富多彩的联系食物链的种种独特方法，在利用食物链的许多环节上还千方百计地努力使食物链不致中断，从而使人类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源。生态学这些冷静的论断，表面上看不到丝毫人文色彩；但是，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每一个论断的背后都有十分丰富生动的民俗文化做依据。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联系到食物链的有关民俗文化，统称之为生态民俗。同时，把和食物链诸环节相联系的民俗事象关系叫做生态民俗链。 众所周知，人类自身的生存，并不只是依靠动物本能去择食；更主要的是依靠高智能去采食。是人类创造了一系列物质的和精神的民俗文化，适应并利用了生态环境，创造了较高的产食文明。原始人的队群从远古便和茂密的绿色植物种群保持了密切的依赖关系，首先创造了采集民俗，随后便发展到采集植物种子，发现了谷物种群后创造了原始农耕民俗。人们把五谷杂粮的种籽用各种方法种植到土壤中，取得粮食，再经过加工制作，成为可吃的食物。于此同时，原始人队群在和其它动物种群的生存竞争中，创造了围猎捕杀野兽的方法和捕捉禽鸟及捕捞鱼类的技巧，进而发展了狩猎民俗。随着擒获猎物的过剩，人类创造了驯养这些动物和繁育畜禽的技法，于是发展了畜牧民俗。一部鲜活生动的产食文明史，正是一部完美的生态民俗文化史。人类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使食物链中可食可用的植物和动物尽可能不致中断的办法。人类终于在食物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类的某些种群中的队群一旦遇到了食物的中断危机，他们还创造了精神文化的信仰民俗，祈求超自然力的各种神灵前来救助他们。这些神灵虽然是从他们的幻想中产生；但是，他们相信各路神灵会救助他们获得粮食、猎物、畜群的丰收以及他们自己生儿育女的丰产。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还极力繁育自己的种群，并在生育繁衍方面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民俗规范和仪式。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还不得不关注生态环境中有关天象、气候与季节的变化，于是创造了许多有关日月阴晴、风雨雷电、云霞霜雪以及四季冷暖的神话、谣谚、禁咒、祭祀仪式和多种适应性的民俗生产生活方式。像“盘古开天辟地”、“盘古尸体化生万物”神话思维的原始自然生态观；像“夸父逐日”、“羿射十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投溷旱魃”等神话中原始先民与大自然搏斗的想象，以及中国民俗文化史上一系列的关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竞争的民俗知识和技能，都为民俗学展开了十分广阔的生态民俗的视野。 二、关于植物生态的民俗 一方水土要靠各种可食的广生态植物提供食物，养育一方人群和一方畜禽；中国大地也不例外。地处旧大陆的中国，南北方的粮食作物种植最初几乎都是以杂粮栽培为特点的。中国人的先民较早地有了种植高粱、黍子、稷子、杂豆和早期麦、稻、稗等杂粮的历史。以后，北方农耕向种麦混合型发展，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种麦农耕技术的精耕程度已经提高了。于是，才有了北方农业文化史上的空前辉煌。在南方，作为湿地杂粮的水稻栽培，也逐渐脱离了杂粮复合文化而独立成型，发展了稻米文化。中国大陆的农耕向旱田和水田两个方向扩展，并不断完善直至今日。在北麦南稻的农耕民俗文化分野中，自然环境的温、热地带和旱雨季候几乎起着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