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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科学与人文有不同的内涵，但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科学是探索事物的规律，是: “求真”；人文是把握科学的方向，是“求善”，如何做人。科学不能解决方向问题，价值观问题；人文不能直接解决科技问题。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便能产生最佳效应，推动社会和事物前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的意志在科学和人文方面的具体体现，二者有不同的内涵，但也有必然的联系。 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19世纪，此时的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将之看作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文化是基于现代科学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文化。“人文”与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天文”相对，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了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但科学从产生之初就与人文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比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现代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的文化难题。有两个基本因素制约着人们的认识：一是人们是从一定的科学观或者人文观出发来认识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因而是受其局限的；二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本身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人们往往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谈论问题，结果是争论愈多距离愈远。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可以区分为下面几个不同的层次： 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对象、理论特征、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的直接的对立性关系。我们可以根据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在性、客观性，研究手段的实验性、控制性，研究结果的定量性、可检验性，理论功能的解释性、预见性等，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建立一系列的对应关系。这种对立是现实的，对于人的自我理解和发展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从本源上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人以“外向地认识自然”和“内向地观察自己及生活”（卡西尔语）的方式进行自我理解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近代科学的独立、科学传统的建立和巩固导致了二者的分化和嬗变，但同时却导致了人的文化世界的丰富性，因为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作为人的文化的基本样式，反过来又成为了人把握世界、塑造自己本性的基本方式 二是人们关于科学与人文价值的主观意见之间的关系。科学与人文对于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常因人的具体评价而表现出某种对立。如，科技工作者以“功利性”、“有用”的价值标准衡量人文科学，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方法和知识看作是唯一深刻的能使人获得真理的东西，而人文学者反以自然科学对世界把握的“抽象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远离”来反诘科学。这种情况在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如数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等的关系上表现得分外鲜明。这种对立本质上是人们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非系统化反思，它源于科学研究的职业化以及人以自己本学科为中心理解和解释文化的解释学属性。学科“职业化”导致了人们理解视域的狭隘，而当这种对科学与人文价值的主观评价成为日常生活中个人理论评价和生活选择的尺度，因而成为我们的日常文化的一部分时，它的片面性、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就异常明显了。 三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这是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反思。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哲学思潮也是哲学形态的对立。在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从冲突到交融的新趋势。交融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对话，沟通，借鉴，以达到新的哲学形态。一般地说，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目前的这种异质状态仍然存在，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范式转换的情况下，完全消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是不现实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归根结底有赖于当代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扩大、丰富。 四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科学精神是人哲学地理解科学规范，将科学的特征推至极值而领会到的科学的理想的精神气质。当人们用这种精神规范科学家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道德培养时，就变为了我们所说的科学的人的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想精神，默顿最初的“四规范说”是从现实的科学活动中提炼不出的，而只能通过科学规范来理解。既然它是人的一种理想，因而与以人的自由为终极意义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是矛盾的，它们都是人作为人的精神。 因此，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既有现阶段对立性的一面，也有本源和终极意义上一致性的一面。它们之间的对立，是人以人的方式生存，创造有意义的世界而还没有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我们要做的，是厘清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层次，明确不同层次关系的不同性质，尽可能减少这种对立的负面影响。 第一，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本身的现实对立，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反思，从自然科学与常识、非科学的间断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中理解自然科学，揭示隐藏在人类科学活动中使科学成为可能的思想的原则、根据，评价的尺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