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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危机及转向 作者：??时间：2010-12-03???浏览次数：109 次 改革的酝酿发动阶段。1980年和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农村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提高新一代和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适应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渴望人才的要求;一定要引导广大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学好知识和本领”。1985年至1993年，是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推进阶段。主要标志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前者从办学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要由过去单纯的“应试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人才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后者提出了90年代乃至21纪初，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战略、指导方针和重大政策措施，要求20世纪末在全国85%人口的地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农村教育改革指明目标和方向。1994年至今，教育改革着眼于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同年国家教委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工作会议，李岚清副总理在会上指出要加快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强调，要充分发挥农村教育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让大多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毕业生能够在从业前后接受一定方式的职业技术培训，使一部分人掌握一两项生产致富的实用技术，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需要，充分发挥农村教育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农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增强办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紧密联系农村实际，注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必须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农村学校的综合功能，提高办学效益。　　教育应该培养的是人的发展，这是许多学者的共同认识。湖南师大的刘铁芳教授认为，“教育即培养人。人是完整的存在，人的完整性表现为生活的完整性。教育内在地指向人之为人的完满与生活的完满，这是教育的内在目的，是第一性的、根本的目的”。南京师大金生鈜教授认为，“‘教育不在于获得有用的知识或技能，而在于发展求知能力，不在于学习而在于达成理解，不在于获得信息，而在于完成智慧’”。可见，教育的本质在于人的发展，教育要培养人的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完整发展。然而，当前的教育却割裂了教育培养人的生命完整发展的本质，成了一种异化的工具化教育，教育培养的人是“金钱与物质的化身”，社会发展失去了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丧失了“人性的温情”。英国现代诗人艾略特对现代教育评论道:“个人要求更多的教育，不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维持下去，国家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国家，一个阶层要求更多的教育，是为了要胜过其他阶层，或者至少不被其他阶层所胜过，因此教育一方面同技术效力相联系，另一方面同国家地位的提高相联系……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力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稳当而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寥寥无几了”。于是，教育在“有用价值”的追求中沦为工具化教育，看到的只是教育如何适应社会要求和服务社会的外在价值，而看不到教育提升人性的本体价值。　　工具化的农村教育虽然能带来农村区域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人的异化和社会失衡发展为代价的，其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是短效的，在其推进农村社会前进的同时也隐含着巨大的危害。长期以来，我们在农村教育价值理解和实践上一直存在着偏差，只从手段意义上理解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为了国家的进步、城市的发展可以“抛弃”农村和农民，农民自身的生存状态和教育状况可以忽略不计［8］。而现实中，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是工业化，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村教育只有“牺牲自我”，充当工业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手段，才不至于阻碍国家“逐渐强大”的进程，这样的发展模式从建国初逐步蔓延和稳固下来，形成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村教育的极度贫乏。显然，我们的农村教育同政治、经济的联系过分紧密，过于偏重教育的“工具性”与“功利性”的社会功能，农村教育仅仅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变量而非自变量，教育的本体价值受到忽略，在这样的农村教育之下，农村人口难以主动获得求生存、求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意识、人格与创造能力。因此，“唯工具”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