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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政府职能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表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遇到了很多障碍，特别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就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政府职能的动因、必要性等一系列基本要素。 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动因是社会结构变迁 研究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是多样的。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应主要体现在经济职能方面，具体表现为对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的彻底改革。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即高度集权和计划管理，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直接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完全依附于政府并且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进行强力控制的条件下，企业效率低下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一实际出发，人们自然要求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下，由于政府及时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严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分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在我国现实社会中，不仅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精神领域之间拉大了距离，使它们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各个领域开始更多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目标，使得各自的价值原则更趋独立。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决不是要求政府在职能行使方面从过去更多指向政治领域而转向现在更多指向经济领域，而是要求政府在实现由社会控制转向社会服务这个重大转变的基础上，对社会的不同领域进行职能定位，妥善处理好不同领域之间的职能分工，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进而在社会公共事物管理中加强现实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理性设计的推动，又需要政府行为的重新建构。过去，我国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事务；“缺位”就是政府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错位”就是政府微观事务繁忙、宏观统筹不力。解决这“三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使政府把制定和运用政策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把政府的注意力转到主要为社会和市场主体服务以及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充分发挥政策在管理经济和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要把相当部分的行政业务从行政执行领域中分离出去并让渡给社会，一方面为自己“减负”进而实现职能转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这种重大转变，关键在于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政府主动“减负”与向社会分权，一方面充分表明结束“大政府小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提出了“大社会”如何构建这个崭新课题。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大社会”是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所以，选择提高社会自治能力的实现途径，必须创造出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机制与条件，进而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共同行为，使政府与社会及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征的平衡和互动的状态。 这种机制及其状态的形成，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宽厚的中间层，即一个能够提供制约和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既是政府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的重要载体，又是实现政府转型和再造的微观社会基础。然而，当这种机制形成以后，这些民间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得到公众和国家立法机构及政府的尊重，进而使公民们能够以权力委托者的身份并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一方面去影响和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与政府携起手来共同治理社会。 努力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对策措施 我国政府在转变经济职能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尊重市场活动规律。最理想的政府干预就是对市场机制没有干扰或干扰最小的干预。政府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必须更新观念 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政府不是全能的，无所不管的政府绝不是个好政府；政府是有限的，只要管好它应该管的那部分就是个好政府。在现代意义上，政府具有的孩心职能主要包括：第一，建立并完善法律基础；第二，保持非扭曲’的政策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三，投资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第四，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第五，保护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定规则，即以法律为依据而制定的政策性规章。这种规则不仅其他组织必须遵守，同时政府自己也必须遵守。这种观念转变包括政府自身和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