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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启示 演讲人：马 敏 时间：9月29日 地点：华中师范大学 《 光明日报 》（ 2011年10月10日 05 版） 马敏 1955年6月生，四川雅安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 孙中山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1866.11.12—1925.03.12） 孙中山著作《建国方略》 晚清时期，孙中山基本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科场失利者，一位被妖魔化的充满叛逆思想的革命党人，一个大半生都在国外飘零的异类。状元资本家张謇曾这样评价孙中山：“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并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一评论可谓十分公允，我们认识孙中山应从多个侧面入手，力避片面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孙中山。 革命者的实业救国理想 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 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战败的结局警醒着人们思考救国之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这是一个十分精当的看法。正是在此前后，孙中山由关注实业和民生的改良主义者转而投身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起初，孙中山对清廷还是抱有幻想的，在其1894年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批评了舍本逐末、追求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提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中国的经济纲领。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竭力主张要通过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中国的农工商实业。 然而，李鸿章对没有功名的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历史错过了假以孙中山通过改良来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机会。上书李鸿章的失败，使孙中山很快丢掉了对清政府地方实力派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以革命为本业的孙中山甚少谈实业，认定要先破坏后建设，先革命后实业，把实业建设的任务延后至革命胜利之后。 在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是为了最终能够谋求中国的独立与富强，从而救中国。所以，在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时，孙中山在为该会起草的章程中，特别强调：“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首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次年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又特别加上“本会之设，转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将革命的目的与中国的富强和振兴更密切联系起来。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在为之制定的革命方略中，也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教育和交通，“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 如果说在武昌首义之前，实业建设还不是孙中山所思考的中心和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国家建设问题便成为孙中山思考的中心，其实业救国的思想也日臻成熟。尤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实业”与“建设”更成为孙中山谈得最多的话题，直至宏大的《实业计划》出台，孙中山的实业思想遂达到一个顶峰。 概括而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主要有：“建设是革命的惟一目的”，先破坏，后建设，革命与建设并不相违；“发展实业，乃振兴中华之本”，实业建设是救国的根本之道；“不用机器必不能发达”，实业救国的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自成体系的工业化方案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逐渐认识到“工”比“商”更重要，甚至提出朦胧的工业化主张的人并不在少数，如1897年，梁启超就曾提到过，“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1898年，康有为不仅主张要“成大工厂以兴实业”，更明确要求清政府将“定为工国”作为自己的“国是”。著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也曾提出过“棉铁主义”的实业主张。与他们相比，孙中山则提出了比较完备、系统的近代工业化方案。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原本以英文撰写，1918年曾将其中部分内容译为中文发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