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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继受的角度看美国对台湾地区金融法律的影响 　　提要: 台湾地区对美国金融法律理念有一个逐渐认同的经过：美援时期，在台湾对美援急迫需求和高度依赖的情况下，通过台美双方的“关援条约”、美援组织来影响台湾金融立法;美援结束后，美方又利用对台湾贸易报复性手段及台湾加入WTO的需求使其金融法律体系更加符合美方的要求。总之，台湾地区的金融立法有着深深的美式烙印。 　　在研究台湾问题时，总有一个巨大的挥之不去的影子，这就是美台关系。台湾长期以来对美国特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依附，使其整个社会无处不有美式的气息，这在台湾金融法律制度方面也不例外。 　　一、台湾地区对美国金融法律理念的认同经过 　　(一)“台湾问题”在美国的“定位” 　　美国之所以给予台湾当局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最主要的在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需要，其种种策略都在于使海峡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长期得到维持，使台湾长期充当其在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 　　开罗会议确定了台湾的基本定位，即日本必须在战后归还中国。这一原则无论对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关系着国家统一和鼓舞民族士气的一件大事。当然从美国的角度出发，促使日本交还台湾的主观动机绝对不可能是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是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把台湾作为进攻日本的一个据点。1948年开始，美国在对华决策中更多考虑的是苏联因素。1948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中，遏制苏联的思想体现得就十分清楚。1948年11月3日，美国国会召开了中国问题会议，认为有必要将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问题分开来处理，探讨直接插手台湾，使之成为“遏制”苏联战略的一个重要基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正式从大陆逃亡到台湾。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申明：“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政策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亦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从这一申明分析，美国似乎已经决心抛弃蒋介石政府，不再干预中国内政。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想控制台湾的态度无法再遮遮掩掩，美国很快向台湾海峡派遣了第七舰队，并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即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美国越来越看重台湾的地位，1951年2月9日，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经济援助。 　　(二)台湾地区逐渐认同美国金融法律理念 　　“既然是政府对政府的计划，美国经援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被贯彻就有相当的影响。”(这里的“政府”是指台湾当局)“毫无疑问，美援对台湾有巨大的影响。但要精确衡量或在数量上确定其效果是困难的。毫无疑问，美援促进了台湾经济增长;但除了它对增长的作用外，美援还影响了台湾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形式。在政治上，它使国民党政府能够幸存下来，并使它继续在台湾当权。在经济上和社会形态上，它有助于恢复稳定和便利活跃私营部门以及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的发展。事实上，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台湾几乎没有哪一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受到美国经援和军援的影响，虽然并不总是有利的。”可以说美援期间，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处于国家经济命脉地位的“金融机制”当然更难例外。 　　1957年9月，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出席联合国第十二届大会，在代表团工作之外，对美国胡佛委员会报告建议及其执行情形加以研究，回台后，于1957年2月10日在总统府提出口头报告，建议参酌美国行政改革的精神，研拟适合台湾“国情”的改革方案，蒋介石当时指示说：“鉴于美国胡佛两次委员会之贡献，为加强我国行政改革工作，应即成立一类似胡佛委员会之机构，进行研讨，拟订方案”。在这种美式精神的指导下，于1959年1月14日成立“行政改革建议案研议小组委员会”提出了有关改革的建议案，其中包括财政、金融、经济及预算等问题，另于1962年11月1日成立行政改革建议案检讨小组委员会，负责有关建议案实施情形的全盘检讨。 　　在1959年美国向台湾提出的“加速经济计划纲要”中，建议建立一个由“政府”介入管理的证券市场。这一建议被台湾当局接受并列于“十九点改善财经措施要点”中，1960年便开始参酌美制，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负责证券市场的管理监督。1968年更进一步沿袭美国法律规定，公布实施“证券法”，并且基于配合“证券法”采用美式的需要，将“公司法”上的股东资本制改为授权资本制。 　　但是70年代以前，台湾主要采用应急的政策措施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