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志下的人性扭曲——论《芙蓉镇》中秦书田王秋赫的人物形象.docVIP

国家意志下的人性扭曲 ——论《芙蓉镇》中秦书田、王秋赫的人物形象 《芙蓉镇》作为“反思文学”的翘楚（荣获代表主流文化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描写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生活的变迁。整部小说融入了人物命运、历史变迁和乡村爱情于一体，构成了一幅广阔的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正如古华在自序中所说到的这是在“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小说中着重描写了在“文革”前后十多年中“左”倾思潮横行时期赤裸裸的社会现实，感叹中国普通老百姓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里悲苦的命运和被扭曲的灵魂，无情地抨击了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在极左的国家意志下，人性被扭曲，而人性的扭曲则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人无法抗拒的“左”祸高压下不得已而扭曲以得以生存；另一种则是自觉扭曲自己的人格，以适应外在的高压，并且从中谋取到自己的利益。前者以《芙蓉镇》中的秦书田为代表，后者则以王秋赫为代表。 一、秦书田:含泪在笑的“疯癫”者 秦书田在小说《芙蓉镇》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对自己所从事的文艺事业充满了激情，只因搜集流行于湘西民间的风俗歌舞《喜满堂》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被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在改造期间他“老实伏罪”，发挥他音乐的歪才，写出了《五类分子歌》还要求在大队召集的训话会上歌唱。他总是一副乐天派,不仅请求上级给他改成分而且非常服从管教，当上了五类分子的小头目后，每逢大队召集五类分子作汇报和训话时，只要一声“秦癫子”他就会立即响亮答应一声：“有！”并像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半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前来，直接跑到党支部面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的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伏罪。秦书田总是乐观地在夹缝中生存着，不过后来因递上了与胡玉音结婚申请书招致判决十年徒刑。在批判台上他给胡玉音说的话是“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从秦书田对胡玉音说的最后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秦书田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秦书田始终是个清醒者，他深知当时环境的恶劣，他只能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自我解嘲。秦书田表面自轻自贱，玩世不恭，戏虐调侃，不将挨批斗当一回事，整天笑咪咪的，劳动改造时他竟然跳起了扫街舞。但是如果我们深究其内心世界又发现存在着外表表象与内心本质的尖锐矛盾。正如书中所说的“莫看他白天笑呵呵的，锣鼓点子不离手，山调小调不断腔，晚上却躲在草里哭，三十几岁一条光棍加一顶坏帽子，哭得好伤心。还有民兵晚上在芙蓉边站哨，多次见到他在崖岸上走过来走过去，大概是在思索着他的过去和将来的一些事情。” 秦书田的一言一行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苦闷，他要求做人的尊严，呼唤正常的生活，渴求幸福的爱情和家庭。但是，在当时社会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一场政治运动扭曲了他的性格，生存的信念支撑他孤独痛苦的灵魂，只能以“穷开心，浪快乐！”来捂住汩汩流血的伤口，不得不戴上面具做人，在人前装笑脸接受凌辱，在人后只能偷偷落泪。一个富有才气的知识分子被剥夺了独立的意志，被阉割了自由的灵魂。 秦书田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清醒者，他既明白是非黑白，内心也隐藏着一颗赤诚之心，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从不动摇自己对党的信念，坚信自己是无罪的，他从没有承认自己反过党和人民，宁愿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他只字不提“右派”分子也从不分析“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他又意识到当前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恶劣，面对极左势力的摧残，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他只能把一颗痛苦的心埋藏起来，以戏谑调侃的甚至癫狂变态的方式缓解内心的苦闷，忍受痛苦是为了抒发自己极度的悲哀，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但他也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公社因与胡玉音申请结婚而惨遭批判时，王秋赫让他跪时，他第一次直起腰骨，不肯跪下，甚至不肯低头，因为“过去命令他下跪的是政治，今天喝叫他下跪的是淫欲”。他的“癫狂”其实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斗争的艺术。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胜利者，是一个掌握一定艺术技能的现代知识分子对荒诞疯狂的强权政治的一种曲折隐晦的反抗。 秦书田的戏剧人生实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积极人生态度。他不像北大女学生林昭的那样铮铮铁骨，林昭在被划为右派送去劳教，但她拒不认罪后被枪杀，到了1980年才被平反，她是以自己的壮志情怀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公正。秦书田为了在那个“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非常时期更好的活下去，他并没有选择“士可杀不可辱”而是一直忍辱负重，像司马迁那样为了完成《史记》在受完宫刑以后毅然选择“苟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他一直拿自己寻开心，用以排解内心的苦闷，他的嘲笑并不是对自己，而是嘲笑的是以逼人们自我凌辱和将人身侮辱视为阶级斗争重要手段的荒唐年代。他的苟活将一切斗争戏剧化了，他一直在笑，但我们可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