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立法的思考.docVIP

　　　　　　　关于我国环境立法问题的思考 过去一般认为，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本国立法经验为基础，参考或 吸收外国立法经验；二是以外国立法经验作为比较、论证的依据，但在本国立法中并不直接吸 收外国经验；三是从内容、形式、结构等各方面都吸收外国立法。第三种方式通常表述为法律 移植，长期被认为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似、历史传统相近的国家在调整社会公共事务、经济 文化事务方面的法律借鉴。?而在环境法领域中，法律移植的情形有所不同。对于包括我国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法的法律移植就是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这不但是国际经济 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需要使然，也是全球环境唇齿相依的特点使然。有的学者主张，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移植西方法律。至少，在环境法中，这种说法是符合我国 的立法实际的。但不容否认的是，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环 境法移植到我国以后，在环境行政执法、环境司法和环境守法方面往往又存在诸多困难。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法律移植过程中出现了文化冲突，并因此种文化冲突难以消融，造成了法律信仰 危机（本质上是法律价值信仰危机）和法律实施困难等问题。因此，法律移植后的文化改造与 法律价值重建，是法制现代化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对成熟国际环境法的移植是我国环境立法的可行之路 在环境法国际一体化的潮流中，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法进行法律移 植。近20年来，我国就是主要通过法律移植的途径，建立起本国的环境法体系的。 （一）国际环境合作推动了我国对西方国家环境法的移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西方大批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 和其他有识之士的重视。西方工业国家率先掀起了环境法的立法高潮，并试图通过联合国推动 国际社会的环境立法合作。 1972年5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中国政府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派团 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是第一个保护环境的全球性国际文件，也是 国际环境立法合作的开始。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在环境法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制定了大 量的国际环境法文件。仅就我国签署的国际环境法文件来看，截止1999年上半年，我国参加了 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0余项，双边环境保护协定25项，其他国际环境法重要文献如宣言、声明、 法律原则等30余项。国际环境立法合作，必然使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被吸收到国 内法上。 但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人类环境问题并未得到真正改善，而且又增加了酸 雨问题、温室效应问题、严重的自然灾害等新问题。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性环境保护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廉价取得自然资源，造成发展中 国家的资源破坏和枯竭，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废物转移污染，又进一步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恶 化。在已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问题上，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具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环境保护资金和技术的国际义务。但发达国家不愿承担过多的国际环境义务，反而往往以环境 问题为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发展不足即贫困造成的。 由于这些国家在国际市场体系中处于弱势，经济发展步履艰难，如果要求他们采取与西方国家 同样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寻求经济发展和实现环境保护方面，将陷入两难境地。在缺少或没有 发达国家支持和援助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往往杀鸡取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发展。 鉴于国际环境合作中的分歧将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到了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 卢举行的有183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接受了“可持续 发展”的观念。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文件。特别是《21世纪 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推向行动。会议要求世界各国以《21世纪议程》为指导原 则，制定本国的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并逐步付诸实施。会后，联合国成立了持续发展委员会， 协调各国执行《21世纪议程》行动，并设立“21世纪能力建设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 的财政资源，增强其加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联合国的努力，大大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 家环境法的法律移植。我国许多重要的环境法律，就是在1992年以后制定或修改制定的。20世 纪六、七十年代，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西方大批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其他 有识之士的重视。西方工业国家率先掀起了环境法的立法高潮，并试图通过联合国推动国际社 会的环境立法合作。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实践遵循了西方环境立法的脚步 中国的环境立法始于70年代末期,它包括自然资源保护立法和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