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音乐作品侵权的归责原则.docVIP

浅谈音乐作品侵权的归责原则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逐渐变小，信息传播也逐渐变快，而作为信息载体之一录音录像制品也广泛地被大家所接受，如我们熟悉的在音像商店、街头小摊、小店出售的故事片、动画片、教育片VCD盘；又如歌手演唱的音带或CD、VCD盘等等，以上所述均为录音录像制品。但在这里需要明确一点的是录音录像制品和录音录像作品两者虽一字之差，但其法律意义却完全不同：前者是对表演者或其他形像、景像、声音等进行机械录制而产生（如为留存资料之用，摄像师对举行的重要会议的演讲人进行的录制或拍摄），它所体现的“传播者的权益”目的是为使智力创造出的作品能在公众领域传播而所投入的资金和智力开发等级相对低于智力创造的一种劳动，因此对录音录像制品只产生邻接权；而后者则已经符合了作品的要件，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制作者容入了导演、策划、组织、合成等的创作性的智力因素，（如XX音像发行中心制作的〈〈腾格尔〉〉CD盘），因此对录音录像作品产生的是著作权。因而只有当录音录像制作者进行了独创性的智力创作时，该制品便成为了作品，同时便进入了著作权的法律保护范围。 无庸质疑，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作品来说，其具有的资金含量、智力含量、甚至于因资金投入而产生的可得利益含量都应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为此《著作权法》第47条有这样的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先有小偷，后有警察；有了正版，才有盗版；有权利保护是因为存在着权利侵害。而权利保护的方法和体系为确定以何种标准和原则来承担民事责任，即归责原则。德国法学家劳伦斯曾讲过：侵权的归责就是“负担行为人之结果；填补受害人之损害”。随着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特殊侵权的法律制度如国家赔偿法、医疗事故赔偿法、产品质量法等已经逐渐从侵权行为法中分离出来。实际上研究归责原则是为了最终决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和赔偿原则的确定。那么著作权的权利侵害应适用那种归责原则呢？ 我们先来看看我国法律的规定，修正后的《著作权法》第46条、47条等规定侵权行为时，在法条即法律规范的假定、处理、制裁的中的假定部分均采用的是“. . . 未经许可、未经授权. . .”的表述方式，所以只要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的作品即构成侵权。因而从法条的规定看，在逻辑上和理解上均没有明确确定“著作权侵权是将侵权人有过错来作为侵权构成要件”之结论。实际上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过错”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条件之一，也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人认为，按照修订后的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来看，只要侵权人实施了“. . . 未经许可、未经授权. . .”的侵权行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再需要论证侵权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更不需权利人举证其过错。因此，只要著作权人的权益受到侵害与侵权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应当不管侵权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都认定为侵权。况且实践中如行为人无过错就不认定为侵权也是及其不合理的。只不过应按是否有故意和过失及故意和过失的程度，在最后的责任承担上予以划分罢了。对此，Trips协议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本人认为：一方面著作权法属于民法中的特别法，另方面著作权侵权由于具有在交易和审批等环节的特殊性而又不同于一般民法意义上的侵权，因为以光盘复制为例：它的复制需要由特定的企业，利用特定的在公安部备案的设备，经特定的出版机构的“三审”程序审查批准后，开具复制委托书而制作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这些特定的主体才能控制侵权危险之发生，同时亦能制造侵权之危险，为此对这些特殊的危险源控制者来说，就绝对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一般侵权构成的四要件；而应该区别场合、分别情况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甚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下面笔者想从本人亲自接受权利人天津泰达音像发行中心的委托，代理的一起原告“天津泰达音像发行中心”诉“河北纪元光电有限公司”（第一被告）、“塘沽区东方音像电器商店”（第二被告）、“武汉音像出版社”（第三被告）侵犯〈〈腾格尔〉〉最新CD专辑 “复制权、发行权”的著作权侵权案为例，谈谈本人的浅见。 案情简介：原告（委托人）天津泰达音像发行中心是经国家批准成立的全国音像总批发单位，具有“音像制品总批发”的经营许可证。经与著名歌手腾格尔合作，在1999年至2000年间花费了10个多月的时间，由原告全额出资、组织、策划、包装宣传并录制了腾格尔演唱的最新专集《腾格尔》，该专集通过原告全新的创意设计，打破了腾格尔以往专辑用电声乐队演唱传统民歌的习惯，运用了大型管弦乐队和现代音乐中的诸多创作手法和制作方法，添加了合唱和伴唱，又通过腾格尔本人极富有激情的演唱，把原告匠心独运的策划和设计体现得淋漓尽致，使得腾格尔演唱的这盘专辑颇具新意，而且腾格尔的几首从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