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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决医生收入问题，难以唤回医学人文精神 Normal Standard 2014年 8月 7日 703查看 0 查看 4 星 没有评分 现在有很多关于“好医生”的定义，比如高超的技术、良好的沟通和关爱患者等等，其实医生群体也想成为“技德兼备”的好医生。然而，时代已经让医生这一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医学与“医学人文”，医生与“医德”渐行渐远？ 如何才能将失去的“人文精神”唤回来？ “好医生”需要德才兼备 俗话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无以为医。”一名好医生，必须兼具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二者相辅相成。 一台普通的B超，一位平凡的人，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贾立群用心做事，精益求精，力求拿出“砸得死”的结论，不让一个孩子漏诊、误诊。他的每一份诊断报告，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家长的信赖。他坚守“24小时随叫随到”的承诺，无怨无悔，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他深怀慈爱之心，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把耦合剂焐热再用，把白大褂口袋缝起来……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散发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光芒，传递了正能量，温暖了患者心。这就是“好医生”的典范，拥有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可现如今，这样的医生越来越少，“医术”与“医德”渐行渐远，医学与人文驶入不同的方向。 医学与人文渐行渐远 先贤说得好，医乃生死所寄，责任重大，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学要发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关系到人群的健康福祉，从而规定它必须是人性的、人道的。然而，人们却痛切地感受到，医学与人文渐行渐远。在当今中国，医学与人文的矛盾和冲突已相当明显，相当尖锐。这种状况，在当下主要表现为： 1、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2003年，城镇医疗保障覆盖率降为43%，农村仅3.1%。医疗卫生资源向城市倾斜，向大医院倾斜，向少数人倾斜。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2000年和2005年我国的卫生资源分配公正性均排名第188位，列倒数第四。 2、医院追逐经济效益。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场所，理应以社会效益为先，但许多医院实际上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处方、过度医疗、特需服务之类呈普遍趋势。一些未经科学试验证明有效、更未获医疗准入的方法，如五花八门的“干细胞治疗”，为追逐经济效益匆忙应用于临床。三级甲等医院收入一般超过10亿、甚至20亿、30亿，俨然一大企业。 3、“红包”成为潜规则。住医院、动手术之类要送“红包”，几成妇孺皆知的“常识”。许多人认同“不收红包的医生就是没有本事，怕负责任的医生”这样并无根据的说法。“拒收红包”尽管讲了多年，有种种规定，但收效甚微，甚至愈演愈烈。 4、医患关系紧张。这是医学与人文矛盾冲突的一个集中体现。本来，医患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相互信任、相互依靠。宋代寇宗奭说得很好：“医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驰，于病何益？由是言之，医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则招非；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则招祸。唯贤者洞达物情，各就安乐，并治病之一说耳。”可见，医患和谐则相得益彰；医患不和谐则两败俱伤。 但不幸的是，当今医患恰恰不和谐。一方面，患者抱怨医者马虎、冷冰冰，一心想掏他们的“腰包”，“白衣天使”已经成了“白狼”。患者及家属到医院寻衅滋事、殴打医务人员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医者普遍感到委屈、寒心、无奈，处处提防着被患者抓住“把柄”，被告上法庭或者遭“敲竹扛”。甚至，在一些医者看来，患者多数是“刁民”。这种医患关系的危机，至少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深刻地反映了医学与人文的冲突。 医学与人文渐行渐远的原因所在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医学与人文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冲突呢？为什么会发生医生 “冷漠异常”、“见死不救”和“收受红包”的情况？ 首先，医学正逐渐走入沉迷于技术指标的误区。技术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主宰的力量：医学理性完全受制于技术，医学追逐的目标，医学对未来的期求，医院的管理与运转，医师们的专业理想与职责义务，完全受制于技术。 其次，在医患关系中，舆论往往不分青红皂白指责医务人员。以最著名的“八角门”事件为例。所谓用八角钱就可治好的病要花十万元做手术的爆炸新闻，是编造出来的。这种近乎漫画化、妖魔化的舆论，严重挫伤了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甚至造成医学院校的生源危机。 再次，制度安排如政策、规章、考核、奖惩等不合理。医院“断奶”了，要到市场中去谋生路，以药养医、科室承包之类便应运而生。我国剖腹产率快速上升和抗生素滥用，为世界卫生组织所诟病。为什么欧美未发生类似情况呢？这主要得益于制度安排合理。在他们那里，剖腹产、用抗生素都有严格的、明确的医学标准；不符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