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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之传统手工艺第九讲 主讲教师：陈建军 中国传统手工技艺源流与传承现状（七）铜器制作技艺 源流 传承现状 源流 我国冶铜工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目前被认定为最早的铜器有：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刀，用比较原始的单范铸造，无纹饰；山西襄汾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出土一件红铜铃，也无纹饰，以合范制造。我国铜器制作技艺的发端，是自新石器时代初开始的制陶技术发展的结果，陶窑燃烧技术的改进和对陶土性能的认识，为铜的冶炼和铸造奠定了基础。据上古文献记载，夏代已能铸造青铜器，再据考古发现，如河南登封、山西夏县等处出土的铜容器残片和铜镞，说明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镞、凿、铃等小件工具，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和青铜爵，表明当时青铜工艺已具一定水平。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1974年郑州张寨出土的两件方鼎，一只重62.25公斤，一只重84.25公斤，已属于大型铜铸件，经检测含铜80.4％、铅17％、锡3.6％，熔铜设备是内外涂抹草拌泥的大口陶尊和陶缸。商代晚期的铸铜技术已臻于鼎盛。于河南省安阳市郊出土的商晚期司母戊鼎，重达87.5公斤，经检测含铜84.77％，锡11.64％，铅2.79％，说明当时已可以提炼纯铜。另外，司母戊鼎作为目前发现的上古时期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在千斤以上，说明商代铜器铸造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 商代已出现分铸法，在铸造形制较为复杂和较大的青铜器时才使用，先通过分铸将不易处理的部分用小范铸出，再将这些小部分连在主体陶范上与主体器胎相接，最后浇铸修正成型。西周青铜铸造规模依然庞大，但除其中后期在形制、风格上有较明显改变外，以及分铸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之外，在铸造技术上并没有显著的进展。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还是以陶范为主，也延用了夏商时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简单器物的方法，但石范铸造的数量极少。 青铜铸造分铸法示意图 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中叶以后，青铜冶铸技术出现了重大进步。据《周礼·考工记》记载，此时期的“攻金之工”有六种，分工明确，对熔铸铜器时的火色变化和“六齐”合金配比都有具体规定。春秋时期的青铜铸造，已从原先较为单一的范铸，发展为综合运用浑铸、铸接、失蜡法、铸焊（锡焊、铜焊），红铜镶嵌、错金银等多种新工艺。就先铸附件后铸器身的分铸工艺而言，不但器身和附件分别做模，而且器身也按着形制的弧度做出多种模型，因此此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型变得更加精致。这种方法不仅使器件的结合较为牢固，还有利于分工合作，提高生产效率。战国时又出现了印模、叠铸等批量生产技术，青铜合金比例更趋于科学和稳定，所铸器物壁薄而轻巧，更为实用。 春秋青铜蟠虺纹盆 战国末年至秦汉这一阶段，通常认为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晚期或衰退期，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应该是日用铜器发展的繁荣期，也就是说，是由青铜礼器铸造向日用铜器的转变期。汉代的铜器铸造业规模却依然很大，礼器的比重大减，生活用品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兵器则因被铁器取代而不断减少。所以，汉代铜器工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实用功能、日用性能的设计与开发上，如《长信宫灯》。汉代传统青铜器的铸造，已摆脱了商周时期那种庄严、厚重的风格，在形制上具有日用的特点。汉代新创的铜器品种，著名如铜灯和铜熏炉等，普通如铜熨斗、铜书刀等，甚至如度量衡器的铜尺、铜量和铜权，都具有明显的实用性。总体而言，汉代铜器显得比较轻巧，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且除了少数弦纹和铺首以外，各种容器多是素面的。在装饰上，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宝石之类的镶嵌工艺相当发达，错金银工艺在东汉中晚期消失。到东汉末年，由于陶瓷工艺的发展，陶瓷器逐渐取代铜器等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西汉错金铜博山炉 三国两晋时期的日用铜器已进一步被陶瓷器、铁器代替。铜器种类仍以日用的器皿为主，器表较为粗糙，素面为主，仅少部分有简单的弦纹，铜洗中饰有鱼纹。但也有少数制品有鎏金，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此时期的夔金蟠龙镇，以错金云纹饰龙身。南北朝这时的青铜冶铸业已衰落，铜制生活用品较少见，从目前出土的此时期的铜器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某些民族的特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铸造业较为发达，南方主要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而北方则多见连弧纹镜、夔凤镜和龙戏珠铜镜。这一时期铜镜工艺，尤其是高浮雕技艺，为铜镜铸造在隋唐时期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隋唐始，青铜铸造工艺基本走向了末路。唐代铜器的制作原料，以红铜为主，质地泛红偏黄的铜器逐渐盛行。红铜也称紫铜，杂质少接近纯铜，韧性、延展性好，有利于精工细作。因此此时期流行精制而小巧的铜器，除香熏炉外，大件铜器主要为宗庙和寺庙的祭祀器。在装饰上，唐代的铜器多用溜金工艺，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