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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公元220---公元581） 概述：东汉既亡，三国鼎立，司马立晋，朝分南北。中国进入数百年的分裂动乱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承先启后的过渡时期。蜀国的《蜀科》、魏国《新律》，各具特色，特别是《新律》把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的《刑名》篇置于各篇之首，是刑法体例的重大改革。西晋初年的《泰始律》则是划时代的一部封建法律，它首次明确区分了律与令的性质，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篇章体例更为合理。南北朝时期，南方汉族王朝在法制建设上乏善可陈，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推进汉化进程中，也推动了法律的发展。北魏的《北魏律》、东魏的《麟趾格》、西魏的《大统式》、北齐的《北齐律》及北周的《大律》，都具备了各自的特色。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去除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陋习，纳礼入法，推动了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促成了中华法系的形成。中华法系本身就是家族主义法律演进，统治者以儒家的仁、礼观念，孝、悌制度去束缚人民，这一思想完全渗透于法律之中，既始于这一时期。从曹魏律、泰始律到北魏律，宗法观念一步步地深入。同时，该时期的法律也有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良性趋势。族诛罪被废除，缘坐范围缩小，流刑被定为减死之刑等。体现了儒家“德主刑辅、以德去刑”思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的儒家化，体现在反映儒家思想特色的法律制度被列入法律正文。曹魏新律根据《周礼》的“八辟”制定了“八议”制度，规定八种人犯死罪可以享有“议”的特权。“官当”制度规定官吏犯罪可用官品抵罪，北齐律中出现了“重罪十条”（即十恶不赦的前身），晋律规定“准五服以制罪”，士庶不婚等。在行政体系上，任官制度上出现了九品中正制、清议、与禁锢之科、中枢机构三省制的形成。这一时期法律的发展，成为其后唐律的先声。　　 第一节　立法概况 　　一、法制概况： ①沿用期，三国鼎立初期魏蜀吴均以沿用汉朝法律为主。②改革期，三国魏明帝以后至两晋时期，以《魏律》、《晋律》为代表。③分支期，南北朝时期，南朝法律甚少创建，北朝《北魏律》、《北齐律》则进一步发展。 　　二、主要法典： ① 《魏律》。当曹操在位，值天下三分。战事频繁，无暇制定新的法律。而且他在名义上仍为汉相，也缺少制定新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所以定罪量刑基本上是依汉律。曹操的监狱是游动的，随着军队转移。他是一个乱世枭雄，用人不拘一格，杀人也不按规矩出牌。据《曹瞒传》载：“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 用痛哭流涕掩饰杀人的血腥，也算是曹操的一个发明，很为南北朝时代的一些帝王效仿。《南齐书·明帝纪》：就说明帝喜好“流涕行诛”；《武十七王传》：“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杀人也”。魏文帝曹丕即位，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书生，诗写得本色当行，学驴子叫唤也学得声情并茂，但不是一个治国的理想材料，而且在位时间短促，法律制度上无所建树。直到魏明帝曹即位，才制定“新律”，这已经是曹魏三代以后的事了。 新律的制定由尚书陈群主其事，参与者有刘劭、庾嶷、荀诜shēn等（据《魏志》：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魏明帝即位，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 特色：首先，新律把《法经》中规定刑罚种类和刑罚原则、具有总则性质的 “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 ，进一步调整了法典的结构与内容，使中国古代法典在体例、规范和立法技术上前进了一大步。其次，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增加了诈伪、等篇，调整了法典中与篇目不统一的内容，使法典的内容更丰富，结构更合理。再次，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使贵族的等级特权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首先，体例更严谨，结构更合理。《晋律》将《魏律》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仍置于篇首，同时，对篇章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合理完善。 　　其次，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礼律并重”成为其突出特色。第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再次，文字简约，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据记载，《晋律》共二十篇，620条，27657字，体现了以汉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立法原则。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的注解，《晋律》整体，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见《大诰续编校颁行续诰》第八十七）。《明史刑法志一》说：”于时（按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卷九三）。 ③《北齐律》。 《北齐律》共12篇，949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对后代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一部法典。它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立法经验，使法典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 　　在体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