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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孙树菡 世界上最宝贵财富的莫过于人类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就是生产劳动，惟有保护劳动者的生命与健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工作”的目标包括安全生产，不允许职业伤害和职业疾病与工作相伴而生。我国政府已经承诺：“向世界上对我们人类的安全与和平、生存与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现象作斗争，并将此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劳动安全卫生事业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尚在重新构建之中，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导致劳动者的职业风险急剧增长，不仅表现在显性的工伤事故方面，也表现在具有迟发性的各种职业病方面。工伤事故率及伤亡人数的多寡，是评估职业劳动者工作安全形势的基本指标。 多重因素导致我国职业健康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资料可以得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职业病危害深重。在分析事故原因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现阶段的安全生产形势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主要是人为因素所致。 一、长期立法滞后所产生的“后遗症”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特别是安全文化素养较差。长期以来，我国在安全卫生方面的立法滞后，过去的相关立法都是针对国有企业，县以上大集体企业参照执行。改革开放后，“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但安全生产法规建设却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和处罚依据。相当多的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合伙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不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管理松弛，导致事故不断，死伤众多。据统计，非国有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占全国总数的70％左右。立法滞后引起的劳动条件恶化，经济损失加重，劳动生产率降低，使国家和岗位职工都背上了越来越重的负担。　 二、“政出多门”，致使监督、监察不力　　过去，我国劳动安全监察的职权是由劳动部内专设机构代表国家行使的，主要是管理工伤事故；自80年代开始，在原劳动部职业安全与卫生监察局增设工业(职业)卫生处，负责劳动卫生方面的监督等工作（职业病治疗则由卫生部负责），而劳动卫生监察原来一直是由卫生部的专设机构行使权力的。实践证明，多头管理、交叉管理的效果是不理想的，两个部的协调工作也要分散一部分精力。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对劳动安全工作的职能又重新作了划分：安全生产划归国家经贸委，职业病防治划至卫生部，工伤与职业病保险留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而一部分安全检测工作划给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在这个职能分工方案中，安全与卫生工作被截然分成两部分。从体制上讲，现在政出一门，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是理顺关系了，但政府工作体制、法律体系与安全生产作用机制不相吻合。在以往的执法监察工作中也都是对企业安全与卫生状况同时进行监督检查。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想象对一个企业、一个作业场所和一个工作岗位分为安全与卫生两部分后，怎样来具体地进行监测、监察工作，也很难把某一种不良工作条件和有毒有害物质来分成哪一部分是属于安全，哪一部分是属于卫生。　　三、地方保护主义后患无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有了长足发展，目前已基本形成多门类、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有些地方政府以“优化投资环境”为由，不敢坚持“三同时”原则，放弃监督管理，以致在对外开放、引进国外投资和技术的过程中，职业危害也从境外向境内转移，形成了新的职业卫生问题（印度博帕尔事故是最大的警示）。此外，还有一些大企业以“联营”等形式，将危险及有害作业向乡镇企业转嫁，以换取自身的高效益，却给本来管理手段就不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乡镇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职业危害后果。有些地方政府目光短浅，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有的官员甚至与违法者相互勾结，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开绿灯，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潜伏着很大的危机。　　四、市场准入标准太低，小煤矿遍地开花　　我国现行资源管理政策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在对采矿单位收取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时，并非根据资源蕴藏量事前进行有偿转让，而是依据生产量、甚至销售量事后收取，其收费额度亦微乎其微，这样，生产者无须很大投资，就能打井采煤，以很低的成本，就能获取极高的利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策助长了带有安全隐患的小煤矿屡禁不止之风。　　五、安全投入“欠账”导致事故率居高不下　　由于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基础薄弱，企业安全技术装备老化、落后，抗灾能力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