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北朝的文笔之分.docVIP

略论南北朝的文笔之分 胡策 赵忠富 摘要：文笔之分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文笔”概念出现于汉代，而文笔的理论探讨却是南北朝声律产生之后的事情，它开启中国文体研究的先河，对于后世的文章编选和各文体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文笔之分 文学文体 应用文体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论最繁盛的一个时期，理论上的一个重大收获便是“文笔之分”——即纯文学与应用文的辨析，这是文体学的开端。在文笔之分的基础上，理论家门才能深入探讨“文”与“笔”的内涵，对“文”、“笔”各自所涵盖的文体进行条分缕析研究，最终完成各文体的理论建构，所以，无论是对于纯文学还是应用文学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文笔之分的由来 “文笔”这一概念，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超奇》“文笔不足类也”，但彼时的“文笔”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概念，而是对于文章的统称，既包括文学也包括应用文。真正的文笔之分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是声律说之后的事情。 关于这点，黄侃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笔札之语，始见《汉书·楼护传》：‘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或曰笔牍（《论衡·超奇》），或曰笔疏（同上），皆指上书奏记施于世事者而言。然《论衡》谓：‘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是固以笔为文；文笔之分，尔时所未有也。今考六朝人当时言语所谓‘笔’者，如《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沈庆之传》（庆之谓颜竣曰：‘君但知笔札之事’。），《任昉传》（时人又云：‘任笔沈诗。’），《刘孝绰传》（三笔六诗：三孝仪，六孝威也。）诸‘笔’字皆指公家之文，殊不见有韵无韵之别。今案‘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分，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滥觞于范晔、谢庄（《诗品》引王远长之言，‘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而王融、谢眺、沈约扬其波。以公家之言，不须安排声韵，而当时又通谓公家之言为笔，因立无韵为笔之说；其实笔之为名非从无韵得也。然则属辞为笔，自汉以来之通言；无韵为笔，自宋以后之新说。要之声律之说不起，文笔之别不明。故梁元帝谓‘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也。’”① 这里黄侃先生详细地考察了“笔”这一概念的演变，汉魏晋时统指文章，宋齐梁声律说兴起之后，“笔”又被用来特指无韵的公家之言，也即是现在所说的应用文，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也就开始了。 二、文笔之分的内涵 南北朝时期，在沈约、王融等人的诗歌声律理论探讨的基础之上，范晔提出了以“有韵”、“无韵”为标准的“文笔之分”。《狱中与诸甥侄书》云：“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范晔说“手笔”“不拘韵”，那么与之相对的“文”，当然就要拘韵了。 梁元帝萧绎在范晔理论上，更深入地探讨“文笔”问题，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区分标准。《金楼子·立言》：“然古之学者有二，金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授，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用心。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辨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将古代学者分为四类：儒、文、学、笔，进而概括出纯文学的三要素——“情灵”、“藻饰”和“声律”，相对于范晔的标准，萧绎的标准更全面、也更加准确，既有形式上的采、韵，也有内容上的情，当然这种标准的可操作性比较弱。三条标准有无主从之分？若有，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关于这点他没有做相应的说明。同时，他对“笔”的定义也非常含混，“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将章奏等应用文体归入笔，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但是，“不便为诗如阎纂”当如何解释，是阎纂写的章表书奏等应用文体，抑或是他所写的诗歌哪？今天已经很难说清楚了。 虽然相较范晔的“有韵”、“无韵”区分标准，萧绎结论更为全面、也更为准确，但是在当时受到普遍接受的还是范晔的标准，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无韵者为笔，有韵者文也”，便是明证。这种用有韵无韵来区别文笔的作法为什么能得到当时和后来人的普遍认同哪？原因很简单，这种标准的可操作性很强，“韵”这一外部标识一眼就能看出。在文学概念尚处于朦胧含混，文学成员依然芜杂的时代里，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容易掌握的区分纯文学与应用文的标准，即便是这种标准存在诸多的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