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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史学家肯特谈史学理论 刘 军 克里斯托夫·安德鲁·肯特（Christopher Andrew Kent, 1940—）是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系主任、《加拿大历史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主编、西加拿大维多利亚研究协会主席、《维多利亚研究》、《维多利亚评论》、《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等多家杂志的编委或评委，主要研究领域是：19世纪英国社会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2009年11月21日，笔者在加拿大访学期间，采访了肯特教授，请他谈论了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刘：我很高兴在毕业16年后再次回到母校，见到老师们，特别是看到您的身体很好。 肯特：我也很高兴与你重逢，时间真是太快了！明年初我就要退休了，这对我不是一件好事，虽说退休后还可以搞研究，但不能教学了，可我喜欢教学。一想到要告别教室和同学们，我就有些失落。 刘：没关系！您现在就可以再给我上一课。我前几年读过您的一篇书评，里面总共点评了20本90年代出版的史学理论新著，我以前还没看过这样规模的书评。您如何看待史学理论？ 肯特：在英国乃至欧洲，理论总是和哲学、宏大的观念相联系的，大多数史学家情愿更靠近事实、具体的事件，他们面对理论总有些不自在，觉得它们太大、太模糊了。然而，史学家总会遇到很大的历史事件和理论问题，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也许是，他们对现在的理解在实际上决定着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你不能装作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样子来看待历史，似乎过去就是过去，与现在没有关系。如你研究18世纪60年代的北美殖民地，不能像当时的人那样没有意识到革命的必然性，当时殖民地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不是革命，王室对民众很重要，但让历史学家不用后来的眼光研究那个时代是很困难的。尽管也有历史学家认为，革命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殖民地发展还有其他可能性，只是这些可能性都没有实际发生。每个史学家都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或妥协的立场，这取决于研究什么时代和问题。一般而言，研究大的问题，如美国革命，史学家会更靠近现在，研究一些小的和具体的问题，史学家受现在的影响小一些，与过去更近一些。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位置问题是史学家们不可避免的一种理论问题。你为过去写作？还是为现在？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这条史料？两百年前人们认为重要的，现在可能不重要了；现代人认为重要的，过去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同时，由于历史学家们的位置不同，这个人认为重要的问题，那个人可能认为不重要。历史学家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它们都是史学理论问题。 刘：史学家的观念很重要，选择大题目或小题目，靠近现在或过去，有时取决于这种观念。但无论如何，这种选择应该对现在有益处或有用，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做没用的事呢？ 肯特：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史学家一直在争论，我们究竟为了谁在写作？是为我们的同行，还是为更广泛的读者？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是写给史学家看的，没有考虑其他读者。它奠定了我在这个学术圈里的地位，证明我可以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现在我写的这本书则是给更多的人看的。我们历史系有的人更愿意做专业研究，有的则愿意写给更多的人看。当然，我也承认，所有历史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对当代人有影响。 刘：在加拿大如何讲史学理论课？它是必修课吗？您如何对这门课感兴趣呢？ 肯特：近十多年，史学理论课比以前讲得多了。四十多年前，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对史学理论问题有兴趣，最初是想解决我自己学习和研究中的一些困惑，但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的1959-1969年都没有这门课，也没有多少史学家对理论感兴趣，或写这方面的书。二十年前我开始在研究生中开史学理论讨论课，大约5-6年前，也为本科生讲授，不是新生，是高年级本科生，很受欢迎。史学理论课在本科阶段不是必修课，我们只是希望学生能了解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这门课是必修的，对史学理论主要内容和发展过程都需要了解。在博士阶段，这门课不是必修，因为博士生一般已经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只是根据需要选学一些相关的理论。相应地，在我们系里的老一代史学家，大多对理论不感兴趣，我可能是极少数的例外，而年轻一代对史学理论大多有兴趣，区别只是兴趣有大有小，史学家逐渐重视理论的趋势很明显。 刘：您在史学理论课中讲史学史（historiography）吗？ 肯特：没有讲你说的那种史学著作史，但讲不同时代对史学的认识，对史学的看法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以前人们认为史学是一种科学，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科学，科学就不太需要科学史。如化学，人们认为现在的化学研究肯定比两百年前要先进，谁还会对过去的研究感兴趣呢？认为历史是科学的史学家同化学家一样自负，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向过去史学家学习的需要。上世纪60年代，对美国史学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