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终结角度看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政策.docVIP

从政策终结角度看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政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8-0106-02 　　政策终结是指政策制定者经政策评估后，发现一些政策已经过时、多余、失效或引发了重大的不良后果，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终止的行为。政策终结是政策生命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节省政策资源，提高政策体系的绩效，促进政策体系的优化和政策质量的提高。但是政策终结并不能自发形成，它是人们的主动性行为，是人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予以纠正，旨在提高政策绩效的行政行为。决策者在进行政策终结时往往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一、政策终结的原因 　　对于政策终结产生的原因，学术界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国外方面：早期的政策终结研究者主要从效率和财政方向来分析政策终结的原因。后来，财政激励、政府效率、政治意识形态这三个标准通常被用来判断政策是否需要终结。德利翁（Delen）尤其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认为，一些政策在终结时并未考虑经济或效率标准，而主要是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这样的意识形态也经常由决策者的态度来决定。政策终结的第四种原因是批判性学习，后工业时代社会快速变化导致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加之决策者的能力有限，制定适合现状和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决策者重新学习的契机。此外，行为主义理论关于行政、人道或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观点变化也会促进政策的终结。 　　国内方面，2000年以后，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开始增多，但远不及国外研究的深入。王峰就认为政策终结的外部原因有触发机制、政策评估、领导人的领导力和公共舆论的推力。在国内的学者中，尤其以范绍庆对政策终结的理论研究最为完整，他将政策终结的启动原因分为两类，即政策环境和政策属性。其中政策环境包括环境因素、意识形态转变、政策学习应用、政策执行者的更替和焦点事件的冲击；政策属性则包括政策问题的重构、政策偏好的改变、政策成本的考虑和政策工具的创新。 　　综合中西方学者对于政策原因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其大体是相似的，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了分类和补充。但是鉴于范绍庆所提出的政策终结启动的原因，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应当被终结的政策都能够成功地启动政策终结。一般来说，政策终结的标准应该考虑的是政策目标的达成和政策问题的解决情况，而政策执行者的更替和焦点事件的冲击等更应该被视为政策终结的触发机制，而非判断政策应否被终结的标准。当然，公共政策终结并非只是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正如德利翁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个政治性问题。所以，对政策终结的分析不能局限于经济和效率方面的问题，还应考虑意识形态的动机。所以笔者认为导致政策终结的主要因素包括： 　　1.决策者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 　　2.政策效果。 　　3.资源基础――政策成本和财政压力。 　　4.政策工具的变革。 　　二、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势在必行 　　公务车是指党政机关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分为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一般公务用车是指用于办理公务、机要通信、处置突发事件等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执勤执法用车是指用于办案、监察、稽查、税务征管等执法执勤公务的专用机动车辆。 　　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2014年7月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再次推动公车改革。本次改革将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定的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及其他车辆。改革将普通公务出行市场化、社会化，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中央和国家机关补贴标准为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以下每人每月500元。结合上文对于政策终结原因的探讨，笔者认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势在必行： 　　（一）决策者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变化 　　一方面，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对于反腐倡廉、厉行节俭、反对浪费高度重视。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这种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鲜明态度。2013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各方面对公务活动进行了约束。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为《决定》）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就是把我国各级党政机关一般公务用车的服务交给社会和市场去提供，这可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同时这也符合《决定》所倡导的“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性都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的精神，对完善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公务用车支出数额庞大，财政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