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高技术产业的主要制度优势及启示.docVIP

深圳高技术产业的主要制度优势及其启示 赵玲玲 唐更华 （广东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0 ） 摘要：制度优势是深圳高技术产业地区竞争优势的最重要根源。具体而言，深圳高技术产业的制度优势突出地体现为经济体制、企业治理结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四个方面的优势。就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深圳高技术产业的重要启示是：经济体制、企业治理结构以及文化环境的变革与创新是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最为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深圳；高技术产业；制度优势 深圳特区自创立以来在不断创造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奇迹。从最近十年的增长与发展情况看，深圳产业结构在劳动密集与高加工度化的基础上迅速并卓有成效地实现向产业结构技术密约化方向的转变。具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以来，深圳高技术产业超常规快速发展，目前无论从增长速度、产值比重、出口创汇能力，还是从其自主创新能力看，深圳高技术产业在国内外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深圳高技术产业何以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成功？ “制度重于技术” 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从未间断过对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在较长时期里，经济学家们认为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根源。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渐渐改变了看法，转而认为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在1957年的经典论文《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成功地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做出了量化的估计，如根据索洛的测算，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194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5%。可见，技术因素超越资本和劳动对美国传统工业经济增长已经具有决定性意义。此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决定论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显然，技术创新优势对高技术产业的地区竞争优势以及高技术企业的微观效率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美国硅谷的成功离不开以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代表的世界名校的强大工程研究实力和教育培训能力的支持；而我国北京中关村高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则与该地区世所罕见的密集的科技资源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事实上，不仅70%左右的硅谷高技术企业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所创办或经营管理，我国联想、北大方正以及四通等著名的高技术企业亦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其优秀科研人员的创业活动和直接经营管理的结果。 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的超常发展难以单纯从技术创新优势的角度得到有力的说明。首先，从比较与实证的角度看，以下几个事实充分说明：技术并非高技术产业竞争优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从美国国内的情况看，同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的美国剑桥地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工程技术实力却并未为起步更早、工业基础更强的美国东海岸波士顿新技术产业区造就硅谷式的辉煌。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以物理学、计算机和电子领域的领先技术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剑桥大学亦未为英国剑桥科技园带来硅谷式的繁荣。从我国的情况看，北京中关村的科技优势只是在我国经济体制以及科技体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后才得到有效的发挥，而其目前的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却备受创业初期遗留下来的产权关系模糊问题及整体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困扰。而深圳地区高技术产业在该地区自身科技力量和传统工业基础与国内其他众多城市和地区有较大差距的条件下，却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制度创新方面先行一步而不断创造发展奇迹。 其次，从经济增长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在经济增长要素论的影响日益扩大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D.诺斯和R.托马斯却独辟蹊径，力求从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产业革命的实质问题。在考察经济史的基础上，诺斯和托马斯得出了完全不同于技术创新论者的结论：技术变革并非产业革命时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它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而产业革命前几个世纪以来的所有权制度的不断变革才是该时期经济突变的根源所在。因此在新经济史学派看来，18世纪英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荷兰而成为欧洲经济的中心，只不过是因为英国较早地仿效了16世纪就成为欧洲经济强国的荷兰的制度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如鼓励创新的第一专利法、股份公司的相关法律以及保险公司、证券市场和中央银行等金融制度的创新。而此后欧美国家不断变革与优化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组织的出现则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 新经济史学派显然片面强调了制度变迁对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反作用的一面，从而忽视生产力及技术自身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对制度变革的决定性作用。但其制度创新论极大拓展和深化了经济增长动因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尤其引起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的应有的关注；这对于长期以来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和制度环境严重扭曲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深圳的成就亦充分说明，只有在有利于高技术及相关产业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