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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侯永良 (中国河洛易经学院教授) (本溪市道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作为中国文化的第一部经典、易经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多 层次的，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在西方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易经也为 华夏民族确立了基本的思维定势，规定了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衍化，大而至 于哲学思考，小而至于琐事决断处理，无不深受易经思维模式的规范。因此，中国 传统文化就其本质而论也可以称为易文化。 古代中国学者的哲学思考，主要是通过对易经的研究得到启发，他们的哲学思 辩能力也绝大多数是在对易经的分析阐解和不同意见的争鸣中得到训练和提高。 最早受益者恐怕就算是道教的祖师老子，他是周朝管理藏书的官吏，因长期和 书打交道的缘故，对易经这部著作也有了非同寻常的精深研究，他将易经的思想精 华融入自己的著作《道德经》中，创造了一个以辩证思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经卦阴阳相抱三爻成卦的组合方式显然使老子受到启迪，他在此基础上，不仅 构造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起源图式，而且揭示了事物 内部所包含的种种势力的对立统一o“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抱 这一思想在易经那里还是一目了然的符号图，到了老子那里便有了种种具体的事 物形象的分析，例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 随。”认为有无由相互对立而产生，难易由相互对立而形成，高下由相互对立而体现 音声由相互对立而和谐，前后由相互对立而出现。其间流传后世对中国哲学影响 最大的命题，大概莫过于“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了，在矛盾对立的双方， 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次。例如，重为轻根，静为噪君，重与静分别是轻与噪的对 立面，但他们是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宰对立面的一方，而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 总是以一定条件而各自向着对立的方面转化。物极则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 在易经那里是通过爻辞，对爻象在卦体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凶等结语加以反映的。 而在老子这里，已经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一切方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 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委曲总是由保全转化。屈枉总是向伸直转化，卑下总是 向充盈转化，蔽旧总是向新奇转化，这种辫证思维方式，是老子观察世界的方法。 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他运用这条物极则反原理，对世间万物进行着辩证概括，兵强 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又用这一条法则，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 的具体办法，老子这些从易经中得到启发而形成的辩证思想谱写了中国哲学史上 颇有特色的一页华章。 曾经问礼于老子的孔丘，他尝言道，口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他是在 易经上面下过一番苦功夫的哲学家，数久之多、韦编三绝自然深得易经之道了，最 显著者有二：一是关于正名这一政治主张，二是关于举一反三类推思想。 在易经的几条推论规则中，有一条是关于阴阳爻与阴阳位是否一致的“当位 律”这一条思维规律要求在自然递进推演时，每一爻的阴、阳性质必须与所在位置 的阴阳属性进行对照，一般而言，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即“当位”表示此爻 所象符合(顺)事物发展规律，倘若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则不当位，即此爻不 符合(逆)事物发展规律，孔子把这一条推演规律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了 “正名”学说。在他看来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应当如同阳爻 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那样当位才能使一个国家秩序井然局面稳定，否则名不正、言 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 所措手足，不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产生不当位思想，孔子这 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广。 类推是中国人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关于类推思想人们往往以孔子的举一反三 为起点，其实孔子的举一反三思想，亦导源于易经。因为易经的卦爻象不仅蕴含着 各类事物情况的一般道理，而且卦爻辞中还包含着处理各类事物情况的典型事例， 人们根据这些一般道德和典型事例，类比推论所遇到的疑难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 疑难的最佳方案。这是易经能够帮助人们开展思维活动的工具性作用所在。 被考定的成于战国中期的“周易大传”，毫无疑问是当时的一些学者在易经诞 生以来数百年间人们认识运用易经解决疑难时总结出来的一些哲学思考成果基础 上，对易经的卦爻符号体系及其卦爻辞所作的一整套注释和阐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