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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的概念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自汉代以后，有“汉人”、 “唐人”之称，先秦时代则称“夏”或“华”。华或夏是跟“夷”相对而言的，所以古书有“用夏变夷”(《孟子》)、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等语。《说文》： “夏，中国之人也。” 所谓“中国”指中原，与“四方”或“四夷”相对，《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小雅·六月序》“四夷交侵，中国微矣”，都是把“中国”作为四方的相对概念。 与 “夏”相对的“裔”也指边远的四方，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有“投诸四裔”之语。 在甲骨卜辞中，“华”是仅次于“河”(黄河)的最重要的神，指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岳。这一带曾经是周人营洛邑之前的中心地区，自旧石器时代的蓝田人开始，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出文化，它的周围都是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方。 与“华”相对的概念是“夷”与“裔”的意义相近，指四方的民族，故有“四夷”之称。可见， “华”、 “夏”与“夷”原先并不是种姓民族的概众而是地域文化的概念，凡处于中原地区的，文化比较统一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居民就叫“华”或“夏”；凡处于四裔的，具有独特文化的，由于种种原因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就叫“裔”，其居民则叫“夷”。 “华夏”既是文化上的概念，那么所谓“华夏族”，实际上指的就是在文化上形成共同传统的、在血缘上融成一体的、居住在黄河中游流域的古代中国各民族的统称，是许许多多个别的民族融合后的产物。 华夏族的形成——考古遗址 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河套人、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到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活功范围已明显地集中于黄河、长江、辽河、松花江等流域和东南沿海，尤其以黄河流域最为密集。形成如陕西关中地区、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和准济流域的龙山文化，甘肃境内的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内蒙河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江苏地区的良渚文化、印陶文化、马家滨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这种种各具特色的文化，在当时只能算是大大小小的许多色块，也许还没有形成华夏文化。 根据文化溯源的大量现象表明，分布于黄河流域陕西关中地区、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的三类互相衔接的新石器文化：大地湾、磁山、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主要源头。其中仰韶——龙山文化不仅文化类型相对统一，分布地域与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完全吻合。 原始龙形象出现的最早遗迹见于西安半坡村仰韶遗址，其后又见于襄汾夏墟遗址，后来又大量见于商代遗物，在河南北部。把半坡、襄汾、殷墟联成一条曲线，这个范围便是考古遗迹中仰韶——龙山文化分布密集的地方，也是夏商周三族的活动中心，同时又是传说中的黄帝(黄土高原)、尧(平阳)、舜(蒲阪)的活动地域。这样看来，早在母系氏族公社的仰韶文化时代，以龙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已经初具规模了。我们已述，龙的雏型是一种长鱼，古人把它视为黄河神，传说河神授禹《河图》，称之为“河龙”，其形为长身大鱼。可见龙就是黄河的化身，龙文化就是黄河文化，就是华夏文化的缩影。 华夏族的形成——帝王世系 从上述考古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华夏文化是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原始文化逐渐融合形成的。但从先秦流传的远古帝王世系来看，其模式与之正好相反。所谓远古帝王，常以 “五帝”即黄帝、炎帝、帝喾、帝尧、帝舜为代表。按照《五帝本纪》总结的帝王世系，夏商周三代及春秋诸国如姬姓的周、晋、鲁、姜姓的齐、嬴姓的秦、赵、妫姓的陈、荜姓的楚等等，它们的血统都可以追溯到黄帝和炎帝，而黄帝炎帝又同是少典氏与有虫乔氏通婚而生的兄弟。如果按此推理，似乎华夏族连同许多少数民族 不是许许多多原始部落逐渐融合的产物，而是同一个民族不断发展和分化的结果。 这两种模式，即融合和分化，如果割裂开来，都是片面的，只有统一起来，才符合实际情况。民族的发展，就某一姓来说，当然是不断分化的，如姬姓的周族到春秋时已分化为晋、卫、鲁、燕等几十个诸侯国，但就整体来说，分化本身就意味着与其他姓氏的融合。可见，民族发展的总线索是结网式地不断分化和交措，每一步分化的同时都与其他族姓发生交合。单纯由血统世系关系来探索华夏族产生的作法是徒劳的，只有理清楚华夏文化的形成，才能说明华夏族的形成过程。要完全搞清楚华夏文化的形成，还有待于文化史的广泛深入的研究。 中华民族的意义 从进一步认识汉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汉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来看，从国内说，汉族与其他民族就血统而言都是远古龙民族的后裔，都是龙的传人，都是黄河长江的子女，其区别主要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少数民族是色彩艳丽的色块，而汉族是由无数色块糅合成混合色的色团。所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大民族与小民族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