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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史学中“义理”的思考 0941061011 武清旸 【摘要】 义理史学自宋代产生以来，对中国史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义理史学有其明确的特点，有可贵的地方，也有相当的弊端。但除了对义理史学弊端的批判，义理史学也应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首先，义理在史学中是不能被去除的，义理的褒贬和议论精神是可贵的。其次，义理史学与考据史学，都是不可偏废的，都是相当重要的。最后，在历史研究上，对义理史学和考据史学的基本态度，应向钱穆先生学习。 【关键词】 宋代义理史学 宋明理学 评价 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这早已成为一个定论，钱穆、陈寅恪等大师均持此论。宋代史学的发展有其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史学的义理化。义理化史学在宋代虽并非一枝独秀，但却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学生在此之前一直对史学的义理化问题很有兴趣，本试图寻找一种确定的“定义性”的著作来了解它，但在接触到的材料中，学生却发现，对义理史学的看法却往往各持己见，语焉不详，故在阅读之后，试做一小小整理与思考。 简述：义理在宋代史学中的发展与表现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义理在宋代史学中的影响，根源在于宋代儒学的变化，也就是理学的兴起。理学最初的产生乃是儒家为了应对佛教释学的挑战。因为传统儒学主要重视实际的东西，不喜欢形而上的理论思考，这一点上与佛教相形见拙，因而渐渐无法吸引读书人，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因此，宋儒们吸收了道、释等学说，逐渐形成了理学。理学与史学的义理化出现的时期相差并不远，可以说理学产生之后第一要事就是抓住史学这个“显学”作为工具来证明自己的学说。义理化的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以理学为史学的指导，以史学来证明理学所谓的义理、天理。 义理化的史学产生于北宋，从“宋初三先生”到“北宋五子”，理学建立的过程也是史学义理化渐渐形成的过程，标志是在理学指导下的《春秋》学的产生。即始于二程的新《春秋》学，反对汉唐《春秋》学从字句褒贬上理解《春秋》，而提倡从“大义”上解释其内涵与精神。到南宋，《通鉴纲目》标志着史学义理化的大成。从此之后，一直“到明中叶，纲目体著作，成了学者最推崇的史体。”纲目体正是义理化史学的代表性文体，由此可见，义理化史学影响之深远。 对义理化史学的产生脉络，学生并不多发议论，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义理化史学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 首先，义理史学很重视规律论的探讨。理学的本质是经学，经学研究的重点就是寻找万世不易之“大义”。“经学就其性质或体而言是关于常道之学”。“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可见，经学的本身使命之一就是寻找这条规律的路径。宋代理学更是将经学的这个特点发展到了更高的哲学层面，义理化史学作为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外延和工具，显然十分重视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也就是“天理”。 其次，义理化的史学是一种十分实用的社会化的史学。对于理学家们来说，学问最终的目的是要经世致用，寻找到一个“经世之大法”。同样的，义理化的史学也更加偏重于实用的社会功用。“（宋代）史学与理学一样，承担起稳定社会的重任，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成了史学的基本任务，史学因此与政治的结合也更密切了。”这种致用体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用以规劝皇帝，如欧阳修说他的《新五代史》是“以治法而正乱君”；《资治通鉴》本名《编集历代君臣事迹》，不载制度、不载文人、不载无助于帝王之人。许多史书，如《资治通鉴》，其编纂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经筵进读”，教育帝王。可以说，这种帝王教育制度对史学的义理化也有促进作用，至少提供了“促使史学义理化的环境”。另外，义理化史学注重褒贬，法《春秋》之大义，提倡忠孝节义，并以继承“春秋大义”为写史的最高境地，将其视之为“圣史”，并出现了如《通鉴》这样的“新圣史”。这些做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从中证明理学家的一套政治理念，以其总结的历史规律来规劝帝王，希望能稳定社会，恢复“圣王政治”。 义理史学的又一大特点是为经学服务，与经学统一。在此之前的从汉至唐五代，史学逐渐独立，与经学相分离，越来越表现出自身的特性，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宋代的义理史学却又返回头去将史学与经学统一起来，并以经学加于史学之上，主张以理学的思想指导史学的编纂。义理史学认为，没有经学的指导，史学就成了没有意义的记载。“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记事耳。”他们主张回归经学，先读经书再读史书，宣扬《春秋》笔法，对历史进行删削褒贬，希望构建圣人之史。在这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以正统论指导史书的改写。正统论原则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非学术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所谓正统的标准不同，其实归结到最后都是为了本朝服务，所争之统其实是本朝之统，而不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事实。正统问题虽在宋代之前就已经形成，但是到了两宋之后，在理学家眼中成了一个大问题，甚至由此引导史书之改写。例如，据说朱熹就因不满司马光《通鉴》中以魏为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