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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电视媒介生存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7年第3期(总第146期) ■　王艳玲　刘卫东 　　自20世纪90年代, 中国在历经了1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之后,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逐渐进入世纪交替前夜的社会转型期, 而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 文化的发展由过去的一元独霸或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存。加之当时“文化分析”研究再度掀起的另一轮学理意义上的文化热潮, 也于有意无意间对社会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于是, “文化”铺天盖地而来, 一切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都被冠之以“文化”。“文化”被无限度地泛化了, 一时间“文化”成了最时髦的语汇。与此同时, 相对于传统的印刷媒介而言, 现代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 的迅猛发展, 无疑又 赋予了文化重构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特别是电视传媒, 不仅打破了多元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 而且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它以全能文化的姿态、多维度地体现着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化文化趋同的状态。这里, 借用切特罗姆的话说: “大地将遍布通讯神经, 它们将以思考的速度把这块土地上的消息四处传播,从而使各地都会成为毗邻。”①那么, 当下的电视媒介在传播各种文化资讯的过程中呈现怎样一种生存状态? 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又如何改进自身的生存环境呢? 一、大众文化与作为大众传播载体的电视媒介 随着“文化”语汇的日益膨胀, 随着电视文化兼容性和“全能文化”功能的进一步扩大, 作为大众传播载体之一的电视媒介反而处于一种逐渐消解文化含量的境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在90年代急剧变化的文化风景线上,或许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传媒系统的爆炸式的发展和呈几何 级数的扩张, 而媒体炒作在文化领域内的作用, 昭示着商业因素进入了文化领域并产生了支配地位, 这是一种变化,也是无法阻挡的趋势。” 追根溯源, 尽管当前多种文化形态并存, 但大众文化却日渐呈占上风之势。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 似乎只有通过大众传媒富于观赏性的传达, 才能起到弘扬“主旋律”的作用; 精英文化虽然紧贴着主流文化, 却也不得不以宽容的姿态接纳大众文化模式。即当前的文化语境是以大众文化为主要话语的, 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商品化, 使得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逐渐失语, 不再是过去文化殿堂上的贵族话语。詹姆逊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后现代文化时代的显著特点, “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 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 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 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总之,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 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了消费品。”②于是, 电视媒介在对大众文化的依赖和放纵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独立品格, 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与大众文化市场的消费达成共识, 并表现出一种休戚相关的共谋关系。用美国经济学家瑟罗的话说: “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 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说, 电视创造的文化渗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③于是, 无处不在地围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影像和视觉信息, 不仅业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括着我们当下的视觉化生存状态, 也构成了所谓后现代社会的“眼球经济”和图像文化模式。 特别是电视媒介每天都在不停传送的各种图像形象“已经遮蔽了人们探寻事物意义的目光, 已经切断了人们大脑的思维神经。形象对人构成了双重包围: 一是物化形象对他的现实存在的包围; 二是形象作为情感符号对其内在情感的包围。正是这双重包围, 使主体的人遭到了严酷的 挤压。当代审美文化正是以这种形象压抑与形象崇拜为主导特征的, 已消除了文化应有的神圣性, 丧失了作为人类生存内在基础的意义与深度, 片面发展为肤浅的形象游戏,在其丰富性和开放性的背后, 隐藏着自我的失落与意义的虚无。”④这样看来, 我们非常有必要对电视媒介的生存状态及其影像文化所造成的审美惰性、相关的负面效应等,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关注, 避免电视媒介最终成为“权力话语、金钱话语与大众消费性话语的共谋”之下的牺牲品。毕竟, 电视传媒文化是当代人类在电视传播的高度参与下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群体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它作 为一种复杂的媒介文化形态, 不仅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相联系, 而且与社会心理、思维方式、民族传统、民俗风情以及时事形势等息息相关。特别是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 已经打破了各国文化交流的跨国界的区域限制,使得各种资讯无国界, 甚至可以在瞬间实现“全球化”的 信息资源共享。当然, “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集中化的同时, 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