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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俗语义概念转喻的认知理据 摘要：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即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认知是语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以认知的方法对国俗语义进行阐释,可拓宽国俗语义研究的视野。存在于基于认知模式而形成的概念系统中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附加民族文化色彩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can be broadened. The whole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exists in its national conceptual system formed by cognitive model and is reflected with national cultural features.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of concepts and encoding of meaning of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can be motivated and analyzed. In cognitive semantics, metonymy is the important way of thinking towards the encoding and deducing of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mode of metonymy does not differ because of metaphor objects. Cultural concept is the cognitive basis of metonymy of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e-loaded Connotation, conceptual metonymy, cognitive mechanism, contiguity 一、引言 “国俗语言学”（дингвостраиоведенце）是前苏联学者依据对外俄语教学的经验和需要提出的概念，旨在研究民族文化在民族语言中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王德春教授首次把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并依据国外语言学由句法向语义重点转移的语言学发展趋势，倡导从国俗语义的角度研究“语言国俗学”，提出在国内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分科——“国俗语义学”。他认为，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即语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1] ，也就是Sapir认为的“语言背后的东西”。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国俗语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通过对西方文化人类学、文化语言学派研究成果的译介，开展国俗语义学的理论研究，如Edward Sapir, Ellward, Humboldt, Katz, Fillmore, Leech, Lyons, Kempsom, Palmer等，属于译介阶段；二，具体化对比汉语国俗语义与其他语言如英语、俄语的民族色彩差异，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三，汉语国俗语英译的策略、技巧与态度研究，如归化、异化、补偿、等值转换等，属于翻译实践领域研究；四，探讨跨文化交际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国俗语义问题，属于跨文化交际领域与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国内对国俗语义的研究倾向把国俗语置于整个文化多元系统考虑，通过对比研究关注汉语国俗语与异国国俗语的“能动交流”，从实践使用上争取让汉语国俗语在世界范围内永葆青春（翻译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二语习得研究、教学研究等），但缺少对国俗语义本质性、普遍性和适用性的研究探索。作为长期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国俗语义的架构是建立在非常规的综合性认知基础上，本文将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探索国俗语义的概念系统、认知机制和语义理据的关系模式，从语言本体角度积极评价概念转喻对国俗语义认知机制的阐释依据，从而拓宽国俗语义研究的新视野。 认知语义学中转喻的认知阐释 现代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是一种文体学上的修辞，也是一种人类联系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上世纪9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认知语言学中隐喻的研究狂热，对转喻的研究也逐渐予以重视，认为转喻和隐喻一样是一种概念性的（conceptual）认知机制[2]，对话语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Lakoff认为，转喻以同一个理想化的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为前提，依据两者“邻近关系”（contiguity），表述“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认知过程[3]。语义框架下“认知模式”的本质是一个储存在人类大脑中以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