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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新自由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来源：《人民日报》2012年5月17日第3版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已使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陷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危机。在这场经济深度衰退、失业率高企、贫困人口激增、罢工运动和诸如“占领华尔街”等各种游行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饱受诟病，作为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也频遭谴责。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深入认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对于确保我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泛滥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西方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和追捧。随着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并泛滥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其实质是一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种代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曾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度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保持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相对较强的国际地位。因而，新自由主义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的美名。　　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不管西方舆论对新自由主义医治资本主义“经济痼疾”的功能如何赞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似乎总是不合时宜地袭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在1980至1995年间，181个成员国中有131个国家遭受了至少一次包括银行业困境在内的经济危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威廉·塔布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这些年代，“经济和金融危机已成为流行病”。　　当前这场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蔓延，及其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标志的深化，更是向世人再一次证明，新自由主义这颗“万应灵丹”不过是一个西方国家自己编造的神话而已。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也是其扩展、深化的罪魁祸首。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所指出的，“危机的元凶”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市场至上主义”，是“数十年的自由放任这一过度自由主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绝非偶然因素所致，而是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持续激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广泛实施，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这样，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下降到10美元，而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则从40∶1扩大到357∶1。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和市场失灵风险，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为了缓和矛盾，满足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各类所谓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纷纷出笼，普通民众“自由享受”着举债消费的日子，垄断资本自由游走于世界各地，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各种资产泡沫不断累积、膨胀，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终于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链条又将金融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寅吃卯粮，无异于饮鸩止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救市和刺激经济增长，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减税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然而，“派直升机从头顶上大把抛撒美元”的“美国式自私”，罔顾嘴边的“世界责任”，试图从其他经济体窃取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实现自身的经济复苏，反而引发了日趋严重的货币战争、汇率争端和贸易摩擦；为富人减税的“涓滴计划”不仅没有创造出民众期盼的就业增长，没有增加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更为严重的是，上述政策的实施导致西方国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急剧攀升，陷入了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德国《世界报》2011年8月22日发表的对1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问卷调查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成为整个西方制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难题。政界若无法迅速控制危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就将停滞多年”。事实确实如此。谁又能否认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不是当今西方国家经济的显著特征呢？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