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音与介入当代欧美佛学研究方法之省察.docVIP

前言　　关于欧美佛教研究史的整理，一直有人在做，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狄雍(J.W. de Jong)《欧美佛学研究小史》(1974)及其后续增补的二篇报告，将西方的佛教研究从亚历山大帝到1990年代为止的发展与资料，予以汇整介绍，算是十分周全(注一)。狄雍以语言文献学研究中观学著称，他的研究史回顾对于吾人了解欧美的佛教研究很有帮助。除了狄雍，尚有多人从事相关的报告，如孔哲(Edward Conze)，裴利(William Peiris)，韦尔布　　(Russell Welb)，普雷比叙(Charles Prebish)，鲁埃格(D. Seyfort Ruegg)，艾可(Malcolm David Eckel)等人(注二)。　　至于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及其它地域的佛教研究，亦偶有介绍报导(注三)。这些报导都能提供佛教研究者有所助益的资讯。本文则不拟进行此类性质的工作，而仅试图从晚近西方学界对方法论的反省切入，考察其方法论意识的变迁流衍，及随著方法论反思与论辩出现的新兴佛教论述。我们在本文将会指出，台湾当前的文化情境可以说是“误期的现代?”(belated modernity)的表象，佛教研究的情况也不例外。因此，追本溯源，回顾西方佛教研究的来路与现况，将可作为未来台湾之佛教研究的借镜。　　语言文献学研究之奠基与成就　　一般认为，西方的佛教研究自毕尔奴夫(Eugene Burnouf,1801-1852)之后进入新阶段，开始所谓的“现代佛教研究”；此学风并于十九世纪末传入日本，形成与传统佛教研究分庭抗礼，甚至于取而代之的局面。现代佛教研究的特色是建立在语言学(philology)与历史文献学(textual-historical criticism)的方法上，直接从梵、巴、汉、藏、中亚语言的原始文献，以及其它的考古资料(碑诔文物)，进行文本(经典)的校勘解读，以重建佛教教义与教派的发展史。此学风自战前的欧洲学界到战后的北美学界，从西方到日本，都是主流。台湾的佛教研究自八十年代起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亦以此学风为典范。　　此语言文献学风有其发展过程，孔哲便将本世纪前半叶的欧洲佛教研究分为(1)旧英德学派：以T.W.Rhys Davids与 H. Oldenberg 为代表，认为巴利佛教才是纯粹佛教；(2)列宁格勒学派：以Stcherbatsky，Rosenberg 与 Obermiller 为代表，其研究范围开始扩及部派阿毗达磨文献，并援引西方哲学(如康德)作为格义的凭借；(3)法比学派　　(Franco-Belgian School)，以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Jean Przyluski，Sylvain Levi，Paul Demieville与Etinne Lamotte 为代表。此学派以语言学、文献学研究为基础，结合哲学、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试图建构更为完整的佛教图像。(Conze, 1968: 1-3)　　孔哲指出，旧英德学派因太过于局限而没落，列宁格勒学派则因受制于苏联的社会条件而后继无人，唯有法比学派独领风骚，影响最大。即使略窥一二，仍不能不令人至今为之敬佩其成就。Poussin(1869-1938)校订出版月称的《净名句论》、《入中论》、《入菩提行经详注》、法称的《正理一滴》与律天《疏》，并法译《阿毗达磨俱舍论》与《成唯识论》，如狄雍所称，“难以令人相信如此丰硕的业绩竟然是由同一学者所作成的”(注四)。Levi(1863-1935)最引人注意的成绩是他对大乘瑜伽行派梵语文献的发现与校订，其无著《大乘庄严经论》、世亲《唯识二十论》与《唯识三十颂》的校本至今仍是典律。Lamotte(1903-1983)受业于Poussin， 校订翻译《解深密经》(1935)、无著《摄大乘论》(1938-1939)、世亲《成业论》(1936)、《维摩诘经》(1962)、《首楞严三　　昧经》(1965)、《大智度论》(仅译出三十四卷，分五册)(1944-1980)。emieville 即以《大智度论》译注为例，盛赞Lamotte娴熟佛教语言与文献，与乃师的《俱舍论》法译同为现代佛教研究之双璧(注五)。师承 Levi的 Demieville 则以《吐蕃僧诤记》一书蜚誉士林，其研究领域更为渊博，除了佛教之外，更兼涉敦煌学与汉学。　　诠释意识的兴起　　法比学派可以说是战前欧洲佛教研究的高峰，其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学界不可或?的参考资源。他们在诠释佛教教理的方法也有所反省，Lamotte即于1949年出版一篇论文，〈论佛教的诠释问题〉，指出佛教的四依说—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是佛教解经学的基本原则。(Lopez, 1988:11-27)他也指出在佛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