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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社区自治与基层民主状况分析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行管教研室副教授 巢小丽 宁波市江东区统计局副局长 丁柏荣 宁波市海曙区民政局副局长 毛文辉 社区民主是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社区自治是推动社区民主建设的最佳途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始于1998年青岛市的居委会直选实践，随着2000年中办发23号文件的颁布，全国各地陆续进行了以居委会直选为开端的城市基础民主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功。2003年宁波市海曙区率先实行全区59个社区居委会的直选，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这次城市基层民主实践受到各级政府和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被认为是“国内直选规模最大、程序最规范”的社区直选，并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增强了市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提高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透明度、密切了市民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联系。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居委会直选的成功带来明显的辐射效应，至2008年宁波市全市235个城市社区实现直选，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居委会全面实现直选的城市。 城市社区自治是城市居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它主要通过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来实现。社区居委会直选是社区民主选举的重要内容，是社区自治的重要发展和突破，是社区自治成熟度的重要衡量指标。居委会直选改变了传统由政府充当社区主角的模式，将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参与主体，政府进行引导和支持，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符合社区全体成员意愿的社区领导者。居委会直选既促进了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也扩展了市民在城市基层的民主权利，还提高了市民治理社区的能力和水平。宁波，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国沿海经济较发达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近十几年来城市社区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不断发展，取得明显成效。鉴于此，笔者立足宁波城市社区建设现实，以居委会直选为微观视点，对宁波市的城市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状况进行调查与分析。 一、市民参与社区自治情况调查 本调查主要集中于宁波市HS、JD、JB三个中心城区，以18-70岁的市民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如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等）、市民对社区生活的评价（如对社区服务、社区绿化和社区管理等情况的反映）、市民参与社区自治情况（如对社区自治的理解、对居委会直选的印象和参与社区事务等）。调查主要采取访谈、个案调查、问卷调查等方法。问卷调查采取的是随机抽样的方法，数据结果用微机处理。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30份，收回519份，问卷回收率为97.9%。 市民参与直选的情况 社区自治成熟度的高低，既取决于社区居民所获取的自治权利的内容与比例，也取决于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意愿高低，因而居民的参与率与参与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城市社区自治成熟度的重要指标，更是社区建设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对市民参与社区自治状况进行深入调查非常必要。 针对“社区的理解与认知”展开调查，宁波市民既有认为“社区是住宅集合体”的，也有认为“居委会就是社区”的，还有的市民根本就“不清楚”、“不知道”何谓社区。因此，在“何谓社区”这一问题上宁波市民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认知体系差异较大。而对“社区自治的理解与认知”答案则相对集中，57%的市民认为“社区自治是居民当家作主”、认为“社区自治与我无关”的不到４%。与此同时，宁波市民对居委会直选认同度较高，超过50%的市民认为“社区工作者应该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只有8.39%的市民认为“社区工作者应该由上面派”。这些既反映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宁波市民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也反映出宁波市民在社区自治层面观念的转变，由习惯于政府委派到倾向于由社区居民直选。 在被调查的519名市民中，参加过的社区居委会直选的人数约占55%，超过人数的一半，明显多于未参与人数。在参与直选的市民中，认为“这是公民义务”的约占54%。由此可见，宁波市民普遍意识到参与社区自治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社区直选前的沟通情况”进行调查，直选前“曾经收到过选民证或者接到居委会电话”的约占53%，“没人通知”的约占14%，“从小区内的通告或网络上得到信息”的约占23%。这表明社区居委会直选前的细致工作给近55%的直选参与率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但亦有近14%的居民因“没人通知”而由“潜在的参与者”变为“实际中的缺席者”。调查“未参加直选的市民”，导致其“缺席”选举原因复杂，如因“选举与我关系不大”而缺席的约占10%，“在单位已经参加过选举”的约占23%，“对候选人不了解”的约占16%。这折射出社区建设在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的过程中，各方面情况复杂、单位依赖现象依然存在。 针对“在生活中遭遇困难，您会首先向谁求助”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在遇到困难时宁波市民求助的先后顺序如下：家人亲属、社区、81890、同事朋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