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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发展观叙论 2007-10-07 盛邦和 江苏社会科学 点击: 13 内容提要：梁漱溟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对“资本”的针砭入木三分，尤其对中国农村的观察细致入微，为其改造与建设，身体力行。然而，他以中国属“村落社会”性质为理由，反对“商品”，质疑“市场”；反思“强国之道”，力主“农业立国”；阐扬“乡学”传统，倡导“孔家生活”，又说明他寓于“乡村建设”思想中的许多发展理论实为美丽空阔的幻想。 主题词：“村落社会” 质疑“强国之道” “孔家生活” 梁漱溟早年投身辛亥浪潮，曾为北京大学讲师，后从事“乡村建设”。梁漱溟自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将“人生”与“社会”作为一生的研究目标，以东方哲学“烛照”人生的“苦境”，洞见社会的构造，提出别具特色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观。他把中国社会的性质定为“村落社会”，认定在“经济”与“社会”之间，“社会”决定“经济”，传统的社会性质乃是经济道路选择的必要前提，由此强调中国“资本”不宜，而宜以“合作”主义创造“新世界”；他质疑竞争“挤兑”的“强国之道”，认为中国“工商”不宜，而坚守传统的“农国”之道；他赞美中国固有的“美善人心”，认为中国“竞争”不宜，而向往和顺协调的“孔家生活”。 一、中国“村落社会”论与“合作”主义的阐述 “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梁漱溟说，世界上有两种社会，一个城市社会，一个是村落社会。中国属于后一种社会。欧洲也有村落，但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大，没有成为社会的基础。尤其在发达国家，村落作用逐步消失。而对于中国来说，农村是中国的根基，农民是人口的主体，村落也就成了社会的基础，因此就应该把中国称为“村落社会”。中国社会是千万村落的组合，由此识别中国社会的性质。 1 梁漱溟认为，中国村落没有“个人”私有制。农民“没有把财产看作是个人的，都看成是一家的；而家的范围又常常是不定的”。“村落”有“共财”的概念，否定财产的个人所有，而主张家族内的财产公有。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家族“共财”，“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夫妇共财自不必说，另有父子、祖孙、兄弟共财。第二是家族“顾恤”，“自家人兄弟以讫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第三是中国没有长子继承制，父亲的遗产不同于西方，独传长子，而是所有的男子平均分配。而在中国的家庭中，财产“继承”意义也全然不同，这不是所有权的继承，只是使用权的继承。梁漱溟把中国这样的经济资源模式的分配方式，称作为“伦理本位的经济”，西方则是“个人本位的经济”。2应该说梁漱溟对中国村落社会经济关系的观察是比较深刻与准确的。艾恺发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就很认同梁漱溟的观点：传统的中国家庭与宗族中不承认个人财产权，中国的伦理也不承认这样的财产权，因此，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养育出了一种“趋向于公共财产的势态。”3 中国社会的“村落”特点，影响着中国发展道路的设计。因为是“村落社会”，所以不适宜走“资本”道路，“举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产物悉以置办于村落社会，而欲范之为近代国家。近代国家未之能似而村落社会之毁其几矣！”4相反，中国“村落社会”倒可以和“社会主义”接轨：中国村落社会本来就存在着无私与“共财”的社会，况且与这个无私社会相配合的还有主张“天下为公”的儒家思想。中国村落的“共财”制度一旦恢复与健全，“社会主义”也就不召自来。“吾为农国，农业根本不适于资本主义而适于社会主义”。梁漱溟感慨从前的中国人没有看出这个道理，也没有提出“明白显著的共产的要求主张”，这是因为他们从事的生产“简拙”、“零碎”而“小规模”。如果要改变这样的情况，让中国走上“社会化”道路，就应该组织起来“大生产”，这是实行“共产”的必要条件。他又看到“组织”的重要，中国从村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惟“求其进于组织的社会而已”。组织起来，实现“社会化”，即生产的社会化与分配的社会化，这样的社会可名之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之社会”。他很满意这番设想，一旦夙愿成真，“其美善不度越于欧人乎？” 梁漱溟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梁漱溟认为，个人营利、自由竞争的路在中国走不通，然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也走不通。至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的道路，他认为是牺牲农业与农村，也不宜行，因此中国“社会主义”蓝图最好是听他设计。 梁漱溟主张在村落的基础上应该做好三件事： “均产” 、“公田”、“合作”。做好三件事，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就实现了。第一是“均产”。“土地分配不均是从土地私有制来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