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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和现代市场经济--唐凯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2003-3-25 0:31:27 来源：孔子研究院 作者：唐凯麟 阅读4155次 儒家伦理和现代市场经济 唐凯麟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历史背景。不管我们是否自觉意识到，传统文化作为积淀在中国人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中的恒常因素，都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因此，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之融汇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同时遏制和消除其消极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就是要探讨儒家文化，特别是作为儒家文化主体的伦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 一 过去，虽然直接对“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进行的专题探讨的论著尚不多见，但人们在关于儒学与现代化的讨论中，已在实际地从不同方面论及了这一问题。因为儒学的主体是伦理，而作为现代化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主要就是市场经济，因而谈到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见智见仁，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基本观点：一种是认为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难以相容的，完全否认儒家伦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一种则认为儒家伦理完全可以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市场运行中发挥积极作用，甚至认为只有儒家文化才是拯救当代世界的良药；还有一种观点则对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持分析态度，认为儒家伦理从总体上已不可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其封建性的糟粕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同时又认为儒家伦理中一些积极因素可以融合于市场经济中，并对市场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第一种观点是长期以来有着普遍影响的传统观点，其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中国宗教——儒家和道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部著作中，详尽地考察和比较了儒家伦理与欧洲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新教伦理是孕育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而儒家伦理则是阻碍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制约。韦伯指出，儒家伦理追求“内在合谐”和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性，缺乏一种象新教伦理那样的“内在紧张”意识和“外在超越”信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天职”观念，具体地说，就是缺乏一种向外征服、个人主义地追求世俗财富的强烈欲望，因而不能摧生出理性地去追求财富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以促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韦伯的观点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奉为圭臬。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约瑟夫?列文森出版了《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认为儒家强调整体本位，合谐稳定，注重等级名份，是一种保守的人文主义，与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价值、社会竞争、变化发展、科学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儒学在现代将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灭。韩国学者黄秉泰也认为儒学是一种趋向保守封闭的思想意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之路，只有在现代化建成以后，儒学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才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我国，自“五四”时期一些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来，把儒学作为一种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封建意识的观点长期占主导地位，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儒学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他们指出，儒学重义轻利，重群体轻个人，重人情轻法制，重合谐轻竞争，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经济和法制经济，因此，二者是背道而驰的，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清除儒家陈旧传统观念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儒学不仅不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有很大地促进作用。当代新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指出，儒家的“内圣之学”完全可以与现代民主与科学相协调，开出现代新“外王”之花，能够适应和促进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美国学者康因（Herm Kahn）在考察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时认为，这些国家经济的超速发展，主要得力于儒家伦理。他指出儒家重视教育，提倡勤劳与责任，注重合作协调，有事业抱负和进取意识，因而比任何文化更适合于经济发展。 美国威顿伯格大学教授宾?尤也说：“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以及其他东亚国家欣欣向荣，就足以说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 东亚一些学者也认为儒学在东亚经济起飞和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韩国釜山大学教授全日坤说：“东亚是依靠儒教集体主义文化驱动资本主义体系、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与儒教伦理相结合的家族集体主义成为‘儒教文化圈’国家（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