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区域文化对经济目标和发展模式的影响.docVIP

湛江区域文化对经济目标和发展模式的影响 一、文化因素影响发展定位 发展定位不是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与资源禀赋、区域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概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演化方向的一种判断，也是文化价值取向的反映。只有认真研判经济、社会发展的演化方向，依靠本地社会人文环境，把握资源禀赋的激活点，才能使政府力量(主要是政策)和资源禀赋、区域文化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在竞争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和自我持续发展和演化的良好机制。 改革开放前，在国家“以粮为纲”政策大背景下和以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下，湛江的“靠天吃饭”的脆弱农业得到很好发展，在全国很多人“吃不饱”时，湛江的农产品成了当时很好的“见面礼”；有着较大区位优势的湛江工业，因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关照，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产业结构相对完善。“以粮为纲，发展工业”战略定位，推动了湛江的快速发展，湛江人勤劳创业的人文精神催化了许多奇迹。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政策与区域文化开始了强烈交流，湛江人敢冒风险的文化个性通过向传统政策体制挑战来宣示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有深厚小农意识、农耕渔猎文化的徐闻农民开始了分田包干的冒险之旅；有强烈商品意识、工商文化的吴川农民则踏上了农民办厂经商的道路。进而催生了徐闻要成为农业强县、吴川要建设工业大市的战略定位。不同的发展定位，在这里都获得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心理的支持。 二、文化因素影响发展的内容和方向 相对不同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时代背景，不同的发展理念的运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相同的区位特点和资源禀赋，因时代背景的变化和不同的发展理念的运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和目标也是不同的。而发展理念又受制于思维方式和文化氛围，当引入的发展理念在一种合适的文化氛围里被一种开放的态度接受时，发展的内容和目标对行为主体才变得更有意义。 吴川面临大海，三江汇聚，水陆交通便利，明清时期就是全省有名的商埠，形成了浓厚的商业传统。在城镇不准从商，农村不准经营自留地、不准养牛的时期，吴川人照样经商、养耕牛、耕自留地，体现了吴川小商品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徐闻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已经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商贾云集，商务活动十分频繁。但频繁的商务活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农耕文化。在同一政策的催动下，前者选择了“以工兴商”的发展方向，成为今天的“塑料鞋之乡”、“建筑之乡”和“中国羽绒之乡”；而后者则选择了“以农养商”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菠萝产业龙头县”、“中国冬季蔬菜产业龙头县”和“广东省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县”；从全市范围来看，蓝天碧海、绿色宜居的生活环境，散漫自由、惬意自在的生活方式，体现了湛江农耕文化和田园理想的“本质力量”。 三、文化因素影响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决策者最优选择的过程，更是依据决策者的知识、胆识、决心对各种条件所进行的战略性选择问题。 从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来看，长期以农为主、靠天吃饭、灾害频发、用水紧张、人均自然资源少的湛江，其资源利用方式必然是人们运用当时所能掌握的知识用尽可能集约、产出尽可能高的方式来经营；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经济收入不高，湛江人不得不精于比较效益的计算，其农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形成，更加依赖于人的“理性”选择和经验的感觉，当个人“理性”与政府“理性”冲突时，“不开窍”的个人则显得“不听话”；从流动偏好来看，附载在劳动力之上的知识、信息、技术及其文化差异是形成要素流动的关键，而要素流动特别是由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技术流、信息流、经验流、知识流和资金流则规定了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商业意识较强的人大都选择走出去发展，而小农意识较强的农民则大多选择在家门口发财；从合作意识来看，信息共享、知识共享和资源共享，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面对30年前同样的政策风险和体制条件，徐闻长乐村首开广东分田到组、包产到户之先河（事实上这种单干均田的做法比小岗村还早），而吴川却出现了农民合资办起了广东省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王村港葵制品加工厂；从制度安排、规约意识等因素来看，影响发展模式的机理则更为复杂，更能体现价值观念，在模式选择过程中，公共价值与个体价值、公平意识与效益意识、守规意识与冒险意识交织其间。当正式的制度安排滞后经济社会发展时，发展模式的创新更多地依赖于冒险精神，当正式制度严重束缚其逐利性时，投机性依赖生活关系在冒险意识的鼓动下会私下形成一种互利的非正式组织和一套非正式制度，从而形成一种游离正式组织和正式制度之外的发展模式，早期的家族经营、家庭作坊的形成和近几年出现“小产权房”，不能说没有这种文化背景。但当一种发展模式得以稳定后，其早期的开放性、冒险性就会趋于收敛，知足长乐、小富即安的小商意识、小农意识则上升为发展模式变迁的新阻碍。 要素流动是经济增长和创新实现的关键。从深圳、东莞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