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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数字化与现代学术进程 吴夏平（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1） 　　摘　要：从技术与学术之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古籍数字化正处于电子文本与纸本书籍共存的时代。其影响学术活动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愈来愈成为技术活，二是检索替代阅读，使所有学者记忆力衰退，三是发表方便，四是传播速度加快，五是抄袭剽窃成本降低。综合来看，时下流行的“e考据”集中了各种要素，实为其典型代表。总体来看，技术引领学术是数字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最大弊病。去弊之法有四：其一，充分发挥e时代和e文本的特点，扬长避短，创建为我所用的数据库；其二，技术与学术互补，去“心”“智”之隔；其三，区域资源共享，消除人为屏蔽；其四，防止“数位落差”，坚持汉文化中心本位。 　　关键词：古籍数字化；现代学术进程；历史经验；e考据；数位落差 一、历史的经验 　　与科学技术相比，人们或许更愿意将学术与政治环境或社会思潮等“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与“物理”之科技的对接。比如梁启超先生概论清代学术，借用生住异灭等佛教术语来论述时代思潮对学术整合分化的影响，其着眼点即在于精神活动。[1]1但事实上，科技对学术进程的影响巨大，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没有比纸和印刷的发明更重要的了。”[2]笔者以为影响中国学术进程的科技活动，有三个重要的关捩，一是纸的发明，二是印刷的流行，三是网络信息技术（古籍数字化为其中之一）。前二者对学术产生巨大作用，业已被历史证明，现代信息技术左右学术趋向也初露端倪。 　　不过，人们在认识科技与学术之关系时，往往从积极方面入手。比如纸张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书籍的出版和文学的繁荣。发生在汉末魏晋时期的纸简替代在当时最大限度地促使文化传播，在速度、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极大地促成文化下移和知识普及。[3]雕版印刷的积极作用也被充分认识。两宋时期的刻书最大限度地促进教育文化传播，并且作为一种产业加速商业经济的发展，改变都市文化的布局，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巨大影响。[4] 　　科技对学术的负面作用却鲜少提及。不讲或少讲并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早在北宋苏轼等人已经开始思考印刷流行对文人的影响。苏轼曾谓：“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5]359书籍多且易得，反而使记忆力衰退。对此问题，叶梦得亦颇有体悟，其《石林燕语》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也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990-994）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6]116叶氏指出刻本书籍广泛传播后的两个弊端，一是读书人诵读灭裂，和苏轼的担忧相同；二是刻本流行后，其据以刊刻的藏本反而不为重视，导致讹谬之处无法刊正。这与今日数字化时代的弊病何其相似。 　　古籍数字化与纸和印刷的发明一样，虽然对学术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负面作用，但它的进程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从历史的经验来蠡测数字化进程，必然存在两个特点。一是数字化古籍最终取代纸本书籍，二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从历史来看，纸书取代简册，印刷取代抄写，都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原因之一是经济成本的降低需要技术改进的支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比如纸张一开始很稀有，只有特权阶层才可以享用，随着技术改进和成本降低才逐渐普及，为普通大众能承受。印刷也是同样，一开始成本相当高，只有少数人能享用，随着技术的改进和商业化，印刷成本逐渐降低，普通大众才可享用。原因之二是观念的变化。汉末魏初重简轻纸，对粗糙的纸张并不认同，纸的应用往往与下层俗文化连在一起。但最终纸张的轻便迅捷等好处慢慢为人接受，逐渐取代简册。最初的刻本书籍同样是被视为俗的，不为文士所重。由于刻本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渐次取替写本。纸简替代的完成约在魏晋时代，刊本取替写本也要等到明清刻书产业的全面兴隆之后。可见，这两个阶段都经历了较长一段时期。可以设想，电子文本全面取代纸本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电子出版物得到官方认可，电子文献征引具有“合法性”，各种电子书籍和电子商品全面普及等等，均需假以漫长的时日。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纸本与电子文本（数字化文本）共存的时代。 　　和历史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