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看古蜀国和殷商的文化交流.docVIP

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看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 【内容摘要】三星堆所出土青铜器中融合了大量商文化因素，可以佐证先秦时期古蜀国与殷商王朝之间展开了全方位的交流，通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直接的文化交流，古蜀文化主动容纳并加以选择性地吸收部分商文化，不仅为古蜀土著文化增添了新鲜的外来文化特色，而且促进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三星堆 青铜器 古蜀文化 殷商文化 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之地。历经数万年的发展演进，以蜀族为代表的多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蜀文明。《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皇帝，其子昌意娶蜀山是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幡。地称天府，原曰华阳。” 古蜀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历经夏、商、周三代，传1000年，亡于秦国的统一霸业。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虽然蜀地交通闭塞，但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联系，交流不曾中断过。特别是到殷商时期，古蜀国与中原王朝的交流全面展开，大量的商文化因素被古蜀文化所吸收，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对秦统一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既体现了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古蜀土著文化，又融合进了大量的商文化因素。因此，这批青铜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笔者拟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为对象，对其中的商文化因素加以探讨，并且进一步了解古蜀文化与同时代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联系。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概述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形制精美、工艺高超的青铜器，尤以1986年在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器物最为集中。一号祭祀坑共出土遗物420件，其中青铜器178件，包括人头像、跪坐人像、面具、人面像、龙柱形器、虎形器、龙形饰件、戈、瑗、尊、瓿、盘、器盖等。器物入坑时经过大致分类后，将每一类物品按一定顺序随意堆放在坑里，布局上并没有特定规律，大多数器物出土时，其上留有明显的火烧痕迹，部分器物被完全烧毁，无法复原。二号祭祀坑共出土遗物1300件，其中青铜器735件，包括人像（立人像、兽首冠人像、人身鸟爪足人像、持璋小人像）、人头像（人头像、金面罩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兽面具、眼形器物及饰件（眼形饰、眼形器、眼泡）、神树及其底座、神坛、神殿、神树饰件（鸟、花朵、果实）、礼器（尊、罍、瑗、戚形方孔壁、璋等）、仪仗（戈）、挂饰（太阳形器、龟背形挂饰、铃、龙形挂饰等）等。坑内器物堆放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根据出土时的堆积叠压情况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小型青铜器和饰件靠近坑体，中间一层全部为青铜器，分布凌乱，可能是随意抛掷下去的。器物上同样有火烧痕迹，严重者已无法复原。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这批青铜器，集中反映了古蜀国的青铜文明水平，足以与同时代青铜文明灿烂辉煌的殷商王朝相媲美。这些器物体现了浓厚的地方土著文化风格，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化并不是一种封闭的地域文化。古蜀国与中原王朝素有来往，古蜀文化不可避免会或多或少地受中原文化影响，表现在青铜器物上就是商文化因素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三星堆青铜器中的商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器物形制和纹饰两方面。 从器物形制上看，三星堆青铜器中的大量礼器造型，多是以商青铜礼器为原型融入本土文化加以改造来的。作为国之重器的尊和罍很显然是来源于中原的殷商文化，其造型大体上与同时期商王朝的大型礼器相似。其中数量最多的折肩圆尊与殷墟小屯331号墓中出土的铜尊，及湖北沙市、枣阳、湖南岳阳等处的铜尊形制基本相同。另外，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瓿、盘、器盖等，是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常见的器物。由此可见，古蜀国在礼仪制度上吸收了大量同时代的殷商文化因素，模仿其器形创作了大量带有本土文化内涵的礼器形制，这也可以看作是古蜀文化容纳并吸收商文化的例证。 从器物纹饰上看，三星堆青铜器大量地借用了中原青铜器纹饰素材。最典型的例子是三星堆青铜器上有大量龙形器物和装饰物，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柱形器、龙形饰件以及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龙形挂饰。而以动物造型出现的羽翅兽件、兽面上夔龙的形象也很常见。“龙”是中原文化的代表，龙崇拜也是中原文化的信仰之一，在三星堆青铜器中能见到大量龙的形象，本身就证明古蜀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另外，三星堆青铜器上绘制了大量的云雷纹，而“云雷纹则是殷商铜器陶器上最主要的一种纹饰”。这也可以证明古蜀文化对商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原因 由三星堆青铜器多处采用商文化因素可以看出，殷商时代，古蜀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是比较深入的，特别是在礼仪制度方面。这既是中原文明向外扩散的结果，也是古蜀文明积极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