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政策性负担与高管薪酬激励——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pdfVIP

第16卷第6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V01．16No．6 and 2014年12月 Journalof ofFinanceEconomics Dec．2014 ShanghaiUniversity 跋扁干预、政泵住自坦与高笤薪酬激励 ——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沈永建，倪婷婷 (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文章从政府干预的角度，以2002—2012年我国A股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企 业造成的政策性负担以及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以会计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作为 政府干预代理变量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冗余雇员规模越小；冗余雇员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 业绩的敏感性，使得基于会计业绩的度量评价作用减弱。研究结果表明，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微观企业的政策性 负担影响了高管薪酬激励。文章在理论上丰富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微观影响的研究文献，在实践中对建立市场化的 高管薪酬契约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政府干预；市场化程度；政策性负担；高管薪酬激励 中图分类号：F270．3；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50(2014)06—0062—09 一、引 言 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是造成委托代理问题的主要原因。设计良好的经理薪酬契约被认 1990)。与业绩相关的薪酬契约将高管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相关联，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确定合理的高管薪酬契约成为公司有效治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关系到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政府往往会因为其政治 目标而向国有企业施加政策性负担，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会导致国有企业业绩大幅度滑坡(刘春和孙 亮，2013)，从而使高管薪酬的契约基础——会计业绩无法确切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那么，高管薪 酬契约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呢?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高管的激励是否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 响呢?这是在以往研究中缺乏关注但又亟须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高管是否努力工作不仅是影响 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完成更高目标的关键所在。本文以转型经 济时期的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政策性负担对高管薪酬激励的 影响。尽管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导致企业业绩下滑(刘春和孙亮，2013)，但 并没有进一步分析业绩下滑的具体原因。本文以高管薪酬激励为切入点，分析政府行政干预对国 有企业负面影响的形成机制。 在西方，综合反映公司绩效的会计业绩普遍被用来作为衡量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主要原因在 于会计业绩的可观测性以及会计业绩与经理人员的努力程度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Watts和 收稿日期：2014—06—28 (2014SJBl23)；江苏高校工商管理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DP)和江苏省协同创新项目。 作者简介：沈永建(1978一)，男，山东烟台人，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 倪婷婷(1986一)，女，江苏盐城人，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 万方数据 2014年第6期 政府干预、政策性负担与高管薪酬激励 63 2000；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方军雄，2009)，但是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薪酬与业绩之间关系的实证研 究却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其原因可能在于上述研究无一例外地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前提：有效 的经理人员薪酬水平与公司业绩高度相关，但忽视了上市公司业绩与经理人员努力程度之间的相 关性。是否实现会计业绩的最大化就是我国上市公司股东的唯一目标呢?是否会计业绩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