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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2008-11-21 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一场争论 邓可因 邓广铭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多年要好的老友。邓广铭先生对季先生担任总编纂的《存目丛书》的出版提出批评，使有的人担心会不会影响两人的友情。但在丛书编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季先生还特别谈到，邓先生、宿先生发表的批评文章，用意都是好的，让大家要正确对待。应该说，学术上的争论是为促进学术的发展，是不会伤害年深日久的友谊的。 1994年，父亲邓广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是87岁高龄，为使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工作走一条正路，他写了一篇《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不宜刊行》的文章，发表于该年7月29日《光明日报》的《读书与出版》专刊，引起文史学界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在文中，他举出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列入“存目”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避免重复而把一些书列入“存目”；第二类是被纂修人员判定为伪冒的书籍，其判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准确的；第三类是因内容不符合纂修人员的价值观念而被列入“存目”的，但这些书也未必都符合我们今日的价值观念。因此“存目”中值得印行的数量有限，不值得浪费很大的财力物力将其全部印行。 他在文中建议，要严格区分“国粹”与“国渣”，取优汰劣，组织专家学者认真审查鉴别，将真正有价值的书籍编一套《四库全书存目选本丛书》，并重新为每一本书写一篇“平反提要”。 在发表文章之初，父亲就对我说，这套丛书的出版，从前一年就开始筹措了。主办人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姓刘的教授，已筹措到600万元资金（出一集需5万元，要出1600集），并已造了一定的舆论声势，李鹏等都为它题了字。父亲说，在这种情况下，唱此反调，很难说能起到多大作用，但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父亲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论战。虽然《存目丛书》还是陆续出版了，但是父亲以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毅然发难。我感到他的这种精神实是可佩的。 文章发表后，《瞭望》杂志的副总编辑陈四益访问了父亲，写了两千多字的文章《〈四库全书存目〉及其他》，署了叶芝余的笔名，刊登在《瞭望》第37期（1994年9月12日）。他开始就说，读了邓广铭先生的文章，“精神为之一振，觉得北大毕竟有人。”接着他说，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方作了热热闹闹的高调宣传之后，父亲“敢于力排众议，不仅需要见识，而且需要勇气”。他同意父亲对存目书籍的分析，他说：“把尚存的4000余种、6万余卷《四库》存目之书，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印出，并称之为‘全世界最后一笔、最大一宗文化遗产’，岂不是要愧对前人，遗讥来者？就说这‘全世界最后一笔、最大一宗文化遗产’的提法也不通之至。人类社会并未终结，人类文化仍在发展，这‘最后’之说，从何谈起？”“古籍整理是要下苦功夫的。我们何不抛弃些急功近利的念头，发扬些严谨认真的学风呢？”这些问号实使对方难以答辩。 《存目从书》的编纂者自然不甘寂寞。9月2日，《光明日报》的同一专刊登出杨素娥的《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亟宜刊行——兼答邓广铭先生》，文中说，对印行《存目丛书》，“学界翘首引颈以待之”，而父亲的文章“独唱反调，实欠允当”，认为父亲的文章中“作为‘不宜刊行’的具体理由，且不说其所分三类是否正确，但其理由却是荒诞的”。他认为，刊行《存目丛书》的理由，“一曰抢救古代文献”，“二曰便于学界，推动学术研究。” 这里说个小插曲：《光明日报》记者在发表杨素娥的文章前和父亲打了招呼，把原稿拿给他看了，妹妹小南也看了。小南认为文中有些话说得很不礼貌，使她很生气（后来报纸发表时，编辑删去了一些），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她问父亲睡得好不好，答说睡得挺好；她说：“我可没睡好”，父亲说：“这就是被动吸烟和主动吸烟的区别了。”老人真是幽默！ 父亲还认定，杨素娥就是那位刘教授，是有意选了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接着，《光明日报》于9月9日发表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的文章《建议改出〈四库存目选粹丛书〉》。他支持父亲的看法和建议，但提出将父亲建议的《四库全书存目选本丛书》改为《四库存目选粹丛书》。他说已经看到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册的样书，其中收录的十种书籍，有九种“或属假冒伪劣，或属定本已入《四库》，或属鄙陋愚妄，为什么还要让这批‘国渣’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鱼目混珠呢？”他的责问是很有说服力的。 9月16日，《光明日报》又发表施蛰存老先生以杂文笔法写的《也谈〈存目丛书〉》。这篇千余字的楷体文，先谈《四库全书》及“存目”的由来，然后说，看到父亲的文章，“其中有些意见，也正是我们的意见。”又针对杨素娥的文章说：“这位杨素娥女士的文章，似乎火气太大。她说邓广铭的‘不宜刊行’是‘独唱反调’。这句话把我吓倒了，决计不再多嘴，虽然我可以证明邓广铭不是在‘独唱’。至于‘反调’这两个字，在二十年前就很吓人。我是从各种‘反’字风波偷生过来的人，这回就不敢冒犯‘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