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关于“问城记--成都”的补白.docVIP

刘家琨：关于“问城记--成都”的补白 2004年3月30日，在湖南卫视《象形城市》的“问城记——成都”节目中，我作为现场嘉宾，与市长孙平先生，作家龙应台先生、易中天先生有过一些对话。这档节目还没有完 成播出，4月15日的《南方周末》在《龙应台：成都还象成都吗？》一文中有所报道，我的一句涉及拆迁这一敏感主题的话，被不在现场又对我长期以来的立场缺乏基本了解的记者引用后，引起了一些误解。由此我接到一些令人不快的电话，觉得相当冤枉，曲解了我的立场，这就是我一大清早在红眼班机上赶制这篇文章的起因。也许这怪不得别人，是我自己在这种即刻反应的现场对话中，又犯了自以为不言而喻，因此遣词不全的老毛病，也许我从此应该仿效纳博科夫，把所有将会发表的东西都自己亲手写出来。　　城市问题过于综合复杂，讨论这个主题，应该有多学科多角度的参与，我觉得至少还应邀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规划师到场。虽然这样一来，由于专业术语不可避免的出现，会对一般百姓设置起话语屏障，但既然问题复杂，就不能通俗简化，老百姓也有责任多费点心思关心一下跟自己，跟儿孙后代息息相关的问题。我对文人领衔没有信心，我参加过多次这类座谈，其格局多半是文人质问众所周知的结果却说不好起因，或者是规划师说了许多原因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评价。我本不愿去当嘉宾的，但卫视说综合讨论的想法虽好但操作困难，因此更需要我这样的角色。我被说服了。　　话题一上来，就在古建和拆迁上展开，立刻使我陷入一种熟悉的失望。这意味着，不管主谈双方如何诚恳，必将还是一场关于为时已晚的事情而进行的老生常谈。谁不怀恋老城，二十年来，基本上每个中国城市人都经历了记忆丧失的惶惑，突然之间，像红棋啪嗒一下吃掉黑棋，古老中国赖以附身的硬件环境被一个似乎有点临时的世界所置换。由于生长根基无迹可寻，我们的前半生恍若隔世。谈这话题太容易了，人人都有共鸣。但关键问题是，现在还在这样谈，还在问拆问罪，已经于事无补，已经太晚，大势已去，因为成都已经没有什么可拆的了。我认为在“问城记”这个重要的机会中，主谈双方应该切入当前比保护古建更重大更紧迫的问题。　　在一开头的发言中，我谈到“摄制组和龙先生这几天都在行走，经过一些设定的路线去考察一些成都的古迹和保护区，其实，你们经过的大片城区才是真正的成都，你们到达的目的的地只是成都的历史遗存”。作为一个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如果除开文字记载，成都在历史硬件方面，已经是徒有虚名！遗存下来的这些地方，纵然珍贵，从城市比例上来看是很少的，只是些历史碎片，只能相当于“现代家庭中的盆景”。每到周末，私家车流沿着一条几乎比古镇还宽的马路涌向满是餐馆的黄龙溪，宽窄巷子正向上海新天地努力——怀旧型旅游资源的巨大商业价值众所周知，早已成为抢手的开发项目，现在谁还会讨论拆与不拆的问题。但是，居住在城市质量平庸的“大片城区”中的成都人，周末到这几个地方逛一逛，成都地方历史人文精神的延续就有希望了吗？如何尽快解决延续地域特性的理论问题，提高新建城区的城市质量，而不是仅仅关注几处美学假相，这才是当前最紧迫的课题。　　在我看来，成都平原特有的文化感和休闲精神的真正载体，早已不再是这些历史碎片，这些让人看了容易沾沾自喜，心生麻痹的名胜古迹，而是一辈人，是受那些业已消失了的硬件环境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一辈人，而这些人，现在正在毫无特色的“大片城区”中逐年老去。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赶在这辈人退出舞台之前，或者说赶在附着在他们身上的“非物质文化”淡化之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有利于地方精神再生的硬件环境，再过些年，单靠那几处真实生活已被抽离的旅游摆设，哪里还谈得到人文精神的在“新新人类”身上的延续！　　很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城市问题上的叹惋，却很少认真思考并提供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意见，其实，在这场历史无前例的建设风暴中，不管什么人都是第一次面对，城市建设是要动手做的，不是站在一边说的，也不只是行业中人才能参与的，以触觉敏锐见长的文人学者，完全可以换一下角度，不要再仅仅关注那些零星散落的点，不要再仅仅纠缠于那些已经发生无可挽回的事情。现在与其面对过去，追究责任，不如把更多的注意力赶快放到如何在不可遏制的高速建设中尽可能创造一个好的未来方面。否则，当我们还在顾盼沉湎，粗制滥造的生存环境已经尘埃落定。　　在对话中我们谈到了地方历史人文特征的保护延续和城市建设之间的一些矛盾。我愿意继续在此探讨，我认为这才应该是“问城记——成都”的主题。这些矛盾背景复杂，远不是二元对立，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由于我们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期，好些现象是重蹈西方覆辙，在专业讨论中已不新鲜，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公众和媒体的足够重视。　　1、以私家车辆(而不是公共交通)为本的交通体系破坏历史格局，使道路成为交流沟通的阻隔　　我们的城市生活有时不能说不接轨，比